全球生育率下降是一个复杂现象，其根源并非单一的经济因素。它与社交方式的改变、手机削弱独立社交、文化观念的快速传播，以及性别角色和婚姻期待的变迁紧密相关。学者们对此有不同解释：有人认为应关注“存活子女”数量而非出生数，从而发现生育率并非持续下滑；有人认为手机只是加速了已有的文化趋势；还有人警告，极低的生育率将对人口结构和价值观产生长期的筛选效应，可能导致未来社会变得更加保守和宗教化。
不平等的家庭分工与观念变化
在家庭分工极不平等的国家，年轻女性对婚姻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社交媒体的普及让她们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并重新审视传统的婚姻模式。
- 观念转变： 在韩国或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年轻女性开始反问：“我为什么要为丈夫一天24小时工作？” 社交媒体极大地改变了她们的看法。
- 经济独立： 服务型经济的兴起意味着女性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工厂或农业。一个在服务业有体面工作的年轻女性，更有底气拒绝一个要求她承担所有家务、并以“一家之主”自居的男性。
- 美国的例子： 在美国，生育孩子的主要是富裕的郊区白人家庭，而不生育孩子的则主要是贫困的城市非裔家庭。
重新审视生育率：“存活子女”与文化周期
学者莱曼·斯通（Lyman Stone）提出，我们不应只看活产婴儿数，而应关注“存活子女”数量，因为历史上有许多婴儿在出生后不久便夭折。
如果只看每位女性的活产数，你会看到过去250年里一条持续下降的曲线。但这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女性不再需要那么多次生育就能获得同样数量的存活子女。
斯通认为，以存活子女为标准，生育率并非一路下滑。它从19世纪末到1925年稳步下降，但在那之后急剧上升，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他认为，这种周期性的变化是由文化因素驱动的。
对于近期生育率的骤降，他认为：
答案显然与年轻人独立社交的时间大幅减少有关。
他倾向于将原因归咎于手机。
手机是罪魁祸首还是加速器？
虽然斯通认为是手机导致了社交减少，但泰勒·柯文（Tyler Cowen）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引用约翰·伯恩-默多克（John Burn-Murdoch）的观点：
在我看来，手机和社交媒体影响生育率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加速和国际化了既有的文化变迁趋势。
即使手机没有直接减少社交互动，它们也可能传播了降低婚姻和生育优先级的文化观念。
极低生育率的长期影响
路易斯·佩里（Louise Perry）警告说，极低的生育率将带来巨大的选择压力，长期来看会彻底改变社会的人口构成和价值观。
想想韩国，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地方，总和生育率只有0.7左右。这意味着今天每100个韩国人，到了他们曾孙辈就只剩下6个人。这是惊人的选择压力，比黑死病或任何战争都更具毁灭性。
在这种筛选下，能够在这种社会压力下依然选择生育的人，将成为未来人口的主体。佩里认为，这些人很可能与今天的人们在重要方面有所不同。
- 未来的社会形态： 最终存活下来的人群将被严格筛选，因为他们更能抵御那些导致他人少生的社会压力。
- 价值观的筛选： 佩里推断，未来的人口将比我们今天看到的更加保守和宗教化。
无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佩里认为它可能并不符合任何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当我们最终找到答案时，它可能会是“奇怪的、令人惊讶的，而且很可能是不受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