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香港第一課》出版以来，香港在七年间经历了剧烈变化。随着国安法的实施，香港的制度环境，包括民意调查、示威、选举、传媒及公民组织等都已大幅萎缩，许多以往的问题或已不复存在，或已失去意义。作者也反思了自己过去的观点，承认曾对立法会和区议会的作用有所误判，因为一切改革都必须以分权为基础。尽管如此，香港人并未放弃，而是通过电影、地方书写和新的研究议题等不同方式，延续着对这座城市的情感与记忆。因此，现在更需要持续进行扎实的香港研究，以保存香港的故事，为未来留下材料。
为什么没有「第二课」
《香港第一課》是在 2019 年抗争和 2020 年国安法之间的特殊时期出版的，旨在解释香港一些看似不合理现象背后的制度原因。国安法之后，香港的制度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人因此期待「第二课」的出现。但我实在写不出来，因为和许多香港人一样，这几年受到很大的创伤，经历的改变太巨大了，不知从何说起。
这七年间的变化是难以想象的。从疫情冻结世界，到 47 人案中几乎所有政治领袖一夜被捕，再到我自己失去教席，连和学生好好道别的机会都没有。这种创伤是普遍的：
有位学术界的朋友，离开香港后有几年时间谁都不肯见。他说那段日子他陷入巨大的自我怀疑，不想见人。我想说的是这几年香港人经历的创伤有多大。
我们心靈上恐怕还未准备好去清晰地描述现在的香港究竟是什么样子。因此，与其强行撰写「第二课」，不如先回顾一下从书本出版至今，究竟发生了什么。
制度的变与不变
书中探讨的许多问题，在今天的香港已经不复存在，或者性质完全改变了。
民意调查的消失： 书中曾问「为什么香港会有这么多民意调查？」。过去，民调是弥补不健全民主下民意表达的渠道。现在香港已经没有民意调查了，例如持续三十年的港人身份认同调查也中断了，我们无从得知港人真实的想法。
示威游行的终结： 书中也问「为什么香港一天到晚都有示威游行？」。现在香港也没有示威游行了。一方面，申请的门槛高到无人能承担；更重要的是，当政权根本不在乎压力时，示威这种旨在施压的行动也就失去了意义。
国际关注的失效： 对于「为什么外国政府常常对香港问题说三道四？」，背后的逻辑是香港的特殊地位需要国际社会承认。如今，美国《香港关系法》已不再承认香港和中国有实际分别，这个问题也变得不再相干。
与此同时，一些核心问题依然存在，但没有被正视。例如政府缺乏正当性的问题。过去，这个问题导致改革无法推行；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政府连垃圾收费这样简单的政策都推行不了。
制度的改变也体现在选举上：
选举制度的重塑： 无论是特首选举还是立法会选举，规则都已彻底改变。例如，选举委员会中，过去由数千名大学教授投票产生的高教界代表，现在改由大学校长投票。
投票率的启示： 尽管没有民调，我们仍能从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中看到一些端倪。2016 年投票率是 58.3%，而在规则改变后的 2021 年，投票率仅为 30.2%。
区议会的变迁： 我曾在书中谈及建制派如何通过精耕细作的人际关系垄断区议会。2019 年，区议会选举意外地变成了一场政治公投，民主派大胜。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政府的打压、议员的辞职潮与资格取消，最终选举规则被彻底改变，民主派再无参选空间。
这些制度改变有一个共通点：每当民主派学习并适应了不利的规则后，规则就会被再次改变，直到他们被完全排除在体制之外。
回过头看，我书中有些观点是错误的。我曾以为赋予立法会更多权力、提升区议会市民参与度就能解决问题。但现在我认识到，这两点都必须建立在分权的基础上，而这正是香港从未拥有的。
在一个专制国家内，有没有可能做到真正的分权？你如何可以说服香港人，对香港的保障就是中国政府自己会知道什么时候不应该插手？
当政府的正当性消失，剩下的就只有暴力。2019 年的困局正是如此：市民要求追究警暴以维护政府正当性，但政府因失去正当性而只能依赖警察，于是警暴问题无法解决。这背后是更根本的现实：中国不可能容许香港的反抗成功。
香港人的变与不变
尽管制度环境令人绝望，但香港人仍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
地方书写的热潮： 近年来香港出版界涌现大量关于本地建筑、生活文化、城市散步的书籍。我的解读是，当「香港加油」也变得敏感时，人们需要一种安全的方式继续表达「我爱香港」。如果不能说「我爱香港」，那么「我爱九龙」总可以吧？
以电影作为暗语： 在言论受限的环境下，人们会发明各种暗语。这几年的香港电影，尤其是黄子华的作品，便成为了观察香港人集体心理状态的窗口。
- 《饭戏攻心》 (2022): 探讨家的意义和移民潮，以「家人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回应现实。
- 《毒舌大状》 (2023): 讨论公义与良知。
- 《破·地狱》 (2024): 隐喻死亡与告别。
正因许多表达都变成了暗语，我们现在非常需要扎实的香港研究，去解读这些现象背后的意义。例如，最新的研究发现，港人从追求后物质主义价值转向更关心经济议题，但这并非因为他们不再关心价值，而是因为在现实中已无法追求，只能转而关注物质生活。
随着数十万人离开香港，离散港人社群的研究、留港与离港的矛盾等都成了新的研究议题。如果要有「第二课」，这些内容都需要被书写。
《香港第一課》是综合前人研究的成果。如今香港已面目全非，我期待新的研究能为我们引路。我目前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参与建立一个香港研究的资料库，搜集整理那些从官方网站上消失的选举公告等历史档案，希望留给未来的研究者可以利用。只要香港的研究能继续下去，香港的故事就可以继续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