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奥古斯特·桑德的巨作《20世纪的人们》尝试为德国社会建立一部视觉图谱，通过近600幅肖像描绘了从农民到总统的各色人物。该项目虽然以客观分类为名，却深刻揭示了魏玛时期流动的社会结构、个体尊严以及纳粹时代迫近的阴影。作品中的人物被时代符号所定义，而照片中那些看似“超越时代”的狗，反而凸显了人类社会的局限。最终，这套作品成为对一个消逝世界的深情记录和一枚“死亡面具”。
一项宏大的视觉工程
从1910年到1950年左右，奥古斯特·桑德致力于创作一部前所未有的作品：一部关于德国所有阶层和职业的视觉目录。这个名为《20世纪的人们》的项目，囊括了从糕点师、艺术家到政治家，从犹太人、罗姆人到纳粹分子的各类人物。
- 目标： 桑德希望创造一种“地球上所有人的总体视野”，通过相貌学来理解社会。
- 规模： 整个系列包含约600张肖像，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了其迄今最大规模的完整展览。
- 呈现方式： 肖像被整齐地排列，如同“人类元素的周期表”，试图建立一种秩序。
所谓的“客观性”
桑德是“新客观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该运动旨在抛弃艺术性的模糊美感和达达主义的夸张拼贴，力求“如实地”展现事物。
然而，客观永远不是真正的客观。当时，相机这种看似冷静的工具早已被优生学家用来兜售关于“犯罪类型”和所谓“劣等种族”的仇恨伪科学。
桑德的作品很少暗示任何遗传本质或理想类型。尽管他声称追求普遍性，但他用眼睛思考，被那些非典型的身体、令人难忘的面孔和不羁的思想者所吸引。
许多他拍摄的对象，恰恰是那些很快被纳粹贴上“不受欢迎”标签的人。他的作品集《我们时代的面孔》曾被右翼评论家谴责为“无政府状态和低等本能的面相学文件”，其部分底片和书籍后来被纳粹政权销毁。
一场穿越阶级的分类盛会
桑德将社会划分为七个大类，这种分类本身就充满个人色彩，在展览中，每个类别占据一面墙。
- 农民
- 手艺人
- 技术工人
- 艺术家
- 城市
- 女人
- 最后的人
这种分类带来了一种奇特的社会拉平效应。例如，在“城市”类别中，德国总统兴登堡乘车经过的瞬间，与马戏团演员、罗姆人和一位庄严的土耳其捕鼠器推销员并置。这种安排打破了固有的社会等级，记录了魏玛时期社会秩序的流动与混乱。
个体与类型的碰撞
桑德的许多照片都通过职业工具来强化人物的“类型”身份。
- 典型的工人形象： 砖瓦匠肩上扛着一摞砖，仿佛自己就是一座烟囱；糕点师穿着洁白的罩衫，手持勺子，姿态如同击剑手。
- 反类型的个体： 一位头戴圆顶礼帽、衣着考究的“屠夫学徒”与他的职业身份格格不入。而《我的妻子，在欢乐与悲伤中》这张照片，记录了其妻子安娜与双胞胎的合影，几小时后其中一个孩子便夭折了，这种深沉的悲伤无法被任何社会类型所定义。
你能感觉到桑德的真诚，他赋予了门口兜售火柴的小贩和坐在楼梯脚下轮椅上的残疾退伍军人以毫无保留的尊严。
同时，桑德也展现出一种冷面幽默。达达主义艺术家拉乌尔·豪斯曼在作品中多次出现，时而扮作舞者，时而穿上西装混迹于工程师之中，以一种冷静的方式讽刺了社会分类本身的荒诞性。
超越时代的狗
在这些充满时代烙印的肖像中，狗是一个奇特的例外。它们不像人类那样穿着过时的服装，没有特定年代的胡须，也不会因阶级地位不同而呈现出迥异的面貌。
狗看起来超越了我们用来分类人群的符号系统——超越了阶级，而阶级正是桑德照片的真正主题。这些动物显得焦躁而现代，它们的“不合时宜”反而凸显出人类是如何被社会符号所束缚和定义的。
一个时代的死亡面具
项目中反复出现的角色埃里希，是桑德的儿子，也是整个故事的无声主角。
- 我们先是看到他作为一名“工读学生”，充满激情。
- 后来，他因共产党员身份被判处十年监禁，成为一名“政治犯”。
- 最后，在名为“最后的人”系列中，出现了他死于狱中后制作的死亡面具。
这张记忆的肖像，是桑德最私人的照片，也最清晰地描绘了历史如何在人脸上刻下印记。
桑德本人从未从纳粹带来的创伤中恢复过来。《20世纪的人们》不仅是他对一个在他眼前消失的世界的深情记录，也最终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死亡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