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政权对外充满戒备并非偏执，而是源于两百年间持续遭受外部势力干预与掠夺的屈辱历史。这种记忆塑造了其安全观，即强调内部忠诚、依赖代理人战争和核能力作为威慑。然而，文章也指出，伊朗历代统治者自身的治理失败和财富集中，为外部干预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国家陷入外部压力与内部失序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这构成了伊朗现代史的核心悲剧。
历史塑造的怀疑主义
伊朗对外界的恐惧可以追溯数百年，远不止近几十年的恩怨。尽管将外部敌人描绘成邪恶是常见的政治手段，但伊朗的担忧在历史上常常被证明是合理的。
沙俄的扩张： 在19世纪，波斯（伊朗旧称）在与俄国的战争中惨败，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古利斯坦条约》和《土库曼恰条约》，割让了高加索地区的大片领土。这暴露了波斯的军事和财政虚弱，留下了深刻的民族创伤。
英国的“大博弈”： 对伦敦而言，波斯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因为它是通往英属印度帝国门户。随着沙俄向中亚推进，英国的焦虑加剧，将波斯视为“大博弈”的关键棋子。英国的特工、银行家和外交官通过提供贷款和施加影响，在德黑兰盘根错节。
“这是历史上将一个王国的全部工业资源，完全且非凡地拱手让给外国人的最完整案例，这种事情过去可能只在梦里想过，更不用说实现了。” —— 英国前总督寇松勋爵评价1872年波斯给予外国企业家的特许权
内部失败招致外部干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外部势力的入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伊朗自身的内部失败。无论是卡扎尔王朝、巴列维王朝还是1979年后的伊斯兰革命政权，都未能建立一个可持续且公平的经济模式。
- 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 统治精英将权力和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 依赖短期外援： 为了走捷径，统治者倾向于依赖外国援助，但这为外国干涉打开了大门。例如，19世纪末，统治者向英法银行大量借款，或出售国家特许权以换取短期财政缓解，却牺牲了长期主权，例如曾将全国烟草专卖权授予一名英国军官。
石油、政变与永恒的博弈
20世纪，随着石油的发现，伊朗的地缘政治重要性急剧上升，外部干预也变得更加赤裸。
- 石油成为核心利益： 1908年石油的发现使伊朗成为全球最大的战利品之一。英国政府为确保皇家海军的燃料供应，秘密控股了英波石油公司。
- 扶植与罢黜统治者： 外部势力毫不掩饰地干预伊朗政治。1925年，英国人抛弃了原先的沙阿，扶植了一位名叫礼萨·汗的骑兵军官上台，建立了巴列维王朝。1941年，由于礼萨·汗同情纳粹，英国又迫使其退位，让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
- 摩萨台的倒台： 1953年，在美国中情局支持的政变中，民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因推动石油国有化而被推翻。这一事件成为后来伊朗激进分子的核心叙事，象征着外部势力的险恶用心和本国统治者的同谋。
“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来自美国……世界需要石油，世界不需要美国。其他国家会转向我们这些拥有石油的国家，而不是你们。” —— 霍梅尼在1979年革命后对美国的评价
现代伊朗的安全逻辑
这段复杂的历史解释了今天伊斯兰共和国的全球定位。德黑兰政权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恶意企图的影子，这促使其采取了一套独特的生存策略。
- 强调纪律与忠诚： 政权坚信自己正被外部的宏大战略所破坏，因此对内部纪律、绝对忠诚和不断搜寻叛徒有着执着的追求。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的崛起正是这一逻辑的产物。
- 建立代理人网络： 德黑兰投入大量资源在中东地区建立代理人网络（如哈马斯、真主党）。从伊朗的角度看，以色列和美国打击这些组织，不仅是道德暴行，更是削弱伊朗、损害其主权的直接行动。
- 追求核能力： 伊朗之所以不愿放弃其核计划，是因为它将拥有快速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本身视为一种强大的威慑，是维护国家独立的关键筹码。在伊朗看来，这是生存所必需的，但在他人眼中却是不可接受的威胁。
无法打破的循环
伊朗现代史的核心悲剧在于，一个拥有深厚传统的国家，在过去两百年里，始终被困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失败之间。
今天，许多普通伊朗人看到，国家资源并非被外国人掠夺，而是被国内的精英阶层所垄断。据估计，与革命卫队相关的实体控制着伊朗经济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使得现政权与过去那些腐败、无意改革的政府并无二致。
因此，当前的对抗不仅仅是关于核浓缩或弹道导弹，它关乎记忆、主权和历史的沉重负担。这种历史视角解释了为什么威胁、制裁和压倒性的武力都未能摧毁伊斯兰共和国的决心。对于许多伊朗人来说，问题早已超越了某个特定政府，而是关于这个国家能否在不屈服于他人要求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