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阿达·费雷尔通过梳理家庭信件和个人记忆，在新书中记录了她的古巴家庭在革命、移民、分离与重聚中的动荡历程。从她同母异父的兄弟波利被留在古巴的创伤，到奥巴马时代短暂的和解，再到当下的政治僵局，这部回忆录揭示了宏大的历史事件如何撕裂并重塑一个普通家庭的命运，并以此反思当前美古关系对无数家庭的深远影响。
历史的旁观者
历史学家阿达·费雷尔很早就意识到，她所研读的“官方历史”与她家人亲历的生活之间存在着脱节。当她询问父母——60年代初从古巴移民的阿黛拉和拉蒙——是否记得古巴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时，答案总是否定的。他们没参加过卡斯特罗的集会，没看过他的长篇演讲，甚至连自家的小农场也因规模太小而未被土地改革触及。
尽管如此，历史的洪流依然深刻地塑造了他们的命运。费雷尔写道，她的家庭是由一群“完全普通的人”组成的，他们总是处于历史的边缘。
他们之所以缺席，并非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选择，更多的是源于一种无意识的感觉，即历史并不属于他们。
如今，无论是古巴还是美国，许多人都对这种被无法掌控的力量裹挟的感觉并不陌生。古巴经济濒临崩溃，而美国持续的政治施压，则让这个岛国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对当下的恰当记录，不仅要关注政治博弈，更要审视成千上万个像费雷尔一家那样“被历史击碎，也被历史塑造”的家庭。
连接历史与个人的家庭信件
费雷尔的父母去世后，她继承了大量保存完好的家庭信件。这些信件让她得以重建家族破碎的历史。这些珍贵的资料包括：
- 她母亲与留在古巴的儿子波利（费雷尔同母异父的兄弟）在长达数年的分离期间的通信，充满了痛苦与思念。
- 在波利最终移居美国后，一直照顾他的姨妈从古巴寄来的充满痛苦的信。
- 她父亲写给卡斯特罗和美国总统的公开信，表达了对两国领导人的不满。
- 她父亲与自己另一个留在古巴的儿子（费雷尔的另一个兄弟）之间的通信。
在那个电话不便、没有即时通讯的年代，信件是维系海峡两岸古巴家庭情感的主要方式。这些私人信件落入一位能够整理、考证并将其置于宏大历史背景下解读的历史学家手中，实属难得。
一场长达17年的分离
古巴革命后的每一次历史转折都改变了费雷尔一家的命运轨迹，导致了反复的分离与重聚。
- 父亲的离开：她的父亲拉蒙曾是巴蒂斯塔政府的军人，在卡斯特罗掌权后因被怀疑是反革命分子而遭到拘留。1962年，他作为政治难民首先离开古巴。
- 母亲与“我”的离开：一年后，母亲阿黛拉带着还是婴儿的费雷尔前往美国。然而，她被迫将与前夫所生的儿子波利留在了古巴。
- 被留下的男孩：阿黛拉离开时，9岁的波利正在外面和朋友玩耍。家人告诉他，妈妈只是去乡下探亲几天。这个决定让波利与家人分离了17年之久。
母子重逢的场面异常复杂。波利曾对母亲说：“就像你离开古巴毁了我的生活一样，我现在来这里也要毁了你的生活。”
波利早期的信件充满了故作坚强的懂事，但随着年龄增长，信的内容变得愈发黑暗。他开始将与母亲的分离称为“我所遭受的巨大创伤”，并执着于前往美国。1980年，波利作为马列尔船难事件中的一员抵达美国，但童年的创伤已经永远地改变了他。他酗酒、吸毒、有暴力倾向，甚至袭击过费雷尔。在被监禁和自杀未遂后，他最终孤独地死于佛罗里达的家中。
身份的迷失与和解的尝试
这段经历也让费雷尔不断反思自己的身份。如果她留在古巴，她的人生或许会完全不同。她可能不会进入一所“美国精英大学”，在那里她感觉自己格格不入，甚至有同学当着她母亲的面说她像家里的女佣。在书中，她更愿意称自己为“古巴人”或“移民”，而非“拉丁裔”。
2016年，奥巴马政府放松了对古巴的旅行限制，费雷尔全家一起回到了古巴。这次旅行恰逢奥巴马历史性的访问。当奥巴马在演讲中提到两国人民“流着相同的血液”时，一向不欣赏奥巴马的父亲拉蒙也深受触动，对费雷尔说：“他讲得太棒了！”回到美国后，他甚至表示想回古巴住上一年，他说：
古巴是个“灾难”，但那是“我的灾难”。
未竟的结局
父亲最终未能再次回到古巴，他于2022年去世。费雷尔认为，对于当今古巴的困境，她和父亲的看法会有分歧。
- 她的看法：古巴陷入了僵局，一边是利用反美言论掩盖执政失败的古巴政府，另一边是为了个人历史声誉而不惜一切代价推动政权更迭的美国政客。
- 她父亲可能的看法：鉴于情况已经如此糟糕，他可能会欢迎任何形式的变革，哪怕代价是美国加强对古巴的控制。
数百万古巴人仍在等待他们岛屿的最终命运。费雷尔的书告诉我们，无论结果如何，历史的余波终将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无数普通人的生活中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