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发展主要由“文化自然选择”驱动，但真正的进化压力并非来自“善”的合作，而是源于通常被视为“邪恶”的竞争领域，如政治阴谋、战争和资本主义。这些破坏性力量在推动智力、制度和文化演化方面远超合作。文章指出，近代文化压制了资本主义，导致文化本身陷入漂移和失调。因此，要维持文明的活力，未来可能需要让资本主义重新成为主导的适应性引擎，以“驯服”停滞的文化规范，并保留文明的珍贵成果。
“善”的规范与“恶”的引擎
早期人类社会通过语言、工具和文化创造了社会规范，即我们所说的“善”与“恶”。这些规范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抑制部落内部的暴力竞争，提倡分享与合作。在这种框架下，“善”是遵循道德本能和集体行动，而“恶”则是在暗中通过竞争来争夺权力。
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然规范有助于避免最坏的冲突，但人类的进化更多是由那些擅长“作恶”的压力所推动的。
真正推动进化的，并非对“善”的遵从，而是那些在“善”的伪装下进行的、非暴力但激烈而巧妙的竞争。我们的进化引擎往往是“邪恶”的，而非“善良”的。
这一趋势贯穿历史：最强的选择压力和最快的进化，总是出现在那些严酷、具有破坏性、违反规范的“邪恶”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善”即使备受赞誉，却始终难以战胜“恶”。
历史上“邪恶”的进化引擎
纵观历史，不同的“邪恶”力量在不同时期扮演了主要的进化引擎角色。
- 狩猎采集时代: 人类的进化更多源于隐蔽的政治与竞争，而非公开的合作行善。
- 农业时代: 战争是推动文化演化的最主要动力，尽管它极具破坏性，并迫使我们做出通常被认为是“邪恶”的行为。
- 工业时代: 资本主义成为了前所未有的进化驱动力，尽管因其自私、竞争和创造性破坏的本质而被广泛视为接近“邪恶”。
这些更强大的“邪恶”力量常常会“驯服”相对较弱的“善良”领域。例如，农业时代的宗教和规范会演变为支持战争，而非反对。工业时代早期，资本主义的压力也改变了社会生活的许多规范，为其自身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强力引擎的“驯服”与当下的失调
大约从1900年开始，国家间的竞争成为更强的选择力量，国家开始限制资本主义和文化。二战后，快速变化的文化力量急剧增强，反过来控制和限制了国家与资本主义。
在这种环境下，那些不受资本主义驱动、面临强大整合压力的生活领域，很可能因为缺乏足够强大的进化动力而陷入文化漂移和适应不良。我们目前财富、健康与和平的空前水平，使我们有能力沉溺于狩猎采集时代那种不切实际的道德偏好。
我们当今的普遍观点是：我们必须通过规范和治理进行协调，以防止危险的竞争破坏我们珍贵、稳定、共享的人类价值观。
然而，作者认为，我们今天的共享价值观根本不稳定，早已陷入适应不良的漂移之中，因此它们并非那么“珍贵”。以这些价值观的名义建立一个“善”的世界政府来控制“恶”的竞争，似乎是一个糟糕的计划。
未来的出路：重新释放资本主义
要长期保存我们文明中任何不寻常的宝贵之处（例如，开放探索的精神），唯一的方法是将其与一个具有适应性的文化引擎捆绑在一起。
鉴于资本主义是当今我们最强大的适应性引擎，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体系。具体的实现方式可能包括：
- 大规模的营利性政府。
- 资本家付费给父母，让他们对有“盈利潜力”的后代进行投资。
- 允许“神圣的”资本家投资于“神圣的”事业。
一旦“邪恶”的资本主义成功“驯服”了当前“善良”的文化规范，我们仍会拥有社会规范。但这些新规范将主要服务于一个目标：允许强大的选择压力持续存在，以确保我们的后代保持适应性。如果我们幸运，这个过程或许还能保留一些我们今天所珍视的文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