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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遗忘

这篇文章探讨了国家如何致富的各种理论,并提出了一个核心批评: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大遗忘”,忽视了历史中被证明有效的经济发展经验。通过分析韩国、波兰等国的成功案例,文章认为,尽管文化、教育和制度等因素很重要,但从封闭经济转向更为开放的市场和贸易政策是其崛起的关键催化剂。然而,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在今天正被人们重新遗忘,导致一些失败的政策思想再次抬头。

解释国家富裕的多种理论

关于国家如何从贫穷走向富裕,经济学领域有许多宏大的理念,其中包括:

  • 制度: 产权、法律框架和其他人类组织体系具有持久性,对发展至关重要。
  • 地理: 国家的自然禀赋,如通航水道、农田、与其他地区的邻近性等,决定了其财富。
  • 人力资本: 阅读、数学等技能以及人口健康水平决定了国民收入。
  • 工业主义: 各种关于促进制造业、出口导向型增长和产业政策如何成为快速发展关键的理论。
  • 文化: 国家因其进步、创新和对技术开放的文化而成长。
  • 经济自由主义: 增长所需要的只是自由市场和贸易开放。
  • 国家能力: 强大而高效的国家对增长至关重要。
  • 民族凝聚力: 将自己视为统一民族的民众会支持发展所需的公共产品和其他政策。

“大遗忘”:被忽视的历史教训

尽管上述理论都有其道理,但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大遗忘”,即系统性地忽视历史的经验教训。许多曾经备受争议、不被看好的国家,如韩国和波兰,最终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们需要思考以下问题:

  • 为什么人们曾经对这些经济体如此悲观?
  • 为什么那些曾经悲观的人往往不承认自己错了?
  • 从这些国家远超预期的表现中,我们能学到什么?

案例分析:韩国的崛起

在1960年代,韩国曾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其前景被广泛看衰。

该国在1960年代初的人均收入低于海地、埃塞俄比亚和也门,比印度低约40%。由于收入水平如此之低,国内储蓄微不足道。

当时许多专家认为,由于人口过剩和缺乏自然资源,韩国将持续贫困。然而,韩国在1960年代放弃了当时流行的“进口替代”政策,转而采取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经济开始腾飞。

虽然韩国的成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高教育水平、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民族同质性等),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不容忽视:在1960年代,韩国部分开放了其外贸领域。

  • “贸易导向型增长” 是一个比“出口导向型增长”更准确的描述。因为在1963-1997年的高速增长期间,韩国几乎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
  • 这意味着韩国在大幅增加出口的同时,进口也从占GDP的10%飙升至30%以上。这表明经济正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

通过与朝鲜的对比,我们可以排除文化、教育水平等共同因素;通过与同样成功的台湾对比,我们可以审视哪些政策是独有的,哪些是共通的。

案例分析:波兰的“休克疗法”

1989年,波兰因其激进的经济改革而受到严厉批评,这些改革被嘲讽为“休克疗法”“灾难资本主义”

然而,事实证明,波兰最终比大多数采取渐进式改革的前苏联集团国家要成功得多。这是一个值得吸取的教训,但很少有当初的批评者承认自己的错误。可悲的是,就连当年“休克疗法”的顾问杰弗里·萨克斯后来也似乎忘记了这些教训,转而强调大规模外援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不良治理的核心问题。

文化与外国投资的作用

马来西亚是另一个接近发达国家地位的成功案例。与韩国不同,它严重依赖外国直接投资 (FDI)

此外,马来西亚的案例揭示了文化的深远影响。

在整个东南亚,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与其人口中“儒家”文化(主要是中国、韩国、日本和越南)背景的比例密切相关。

马来西亚拥有除华人占多数的国家以外最大比例的华裔人口。其国家整体比邻国富裕,而其华裔居民又比马来裔居民富裕,这一现象极具启发性。

因此,关于经济成功,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两个重要因素:

  1. 它拥有在非共产主义国家中相对富裕的儒家文化。
  2. 它在贫穷时采取了贸易导向的增长政策。

对“韩国模式”的再思考

许多人将中国的成功归因于中国共产党的产业政策和国家干预。然而,这种逻辑存在疑问。

一个国家在取消了许多对私营部门的限制后变得富裕,其成功真的是因为那些仍然存在的限制吗?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难道不应该是它清除了那些阻碍财富创造的障碍吗?

中国的增长最快的时期,恰恰是其允许私营部门发挥更大作用、并向国际贸易和投资开放的时期。其私营部门的效率也远高于国有企业。相比之下,香港和新加坡这些限制更少的地方,经济发展更为成功。

21世纪的核心问题:我们忘记了什么?

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遗忘”开始蔓延。所有历史教训似乎都被抛诸脑后,曾经被证明失败的重商主义和国家主义政策再次受到追捧。

21世纪的故事就是一场“大遗忘”。我们忘记了:

  • 凯恩斯主义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批判。
  • 为什么民族主义是一种有害的意识形态。
  • 奥威尔在《1984》中的教训。
  • 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最终会适得其反。
  • 诚信和能力对于政治人物和媒体人的重要性。

阿根廷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注脚。它曾经的“黄金时代”正是建立在自由贸易和宪法保障的制度之上。

斯密理论和阿尔韦尔迪法律的结合,是阿根廷历史上最快经济扩张的引擎。通过遵循斯密的自由贸易建议和阿尔韦尔迪的宪法保障,阿根廷一跃成为世界十大最富裕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