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公共服务的短缺，如内罗毕拥堵的交通，并非简单的基础设施问题，而是全球金融体系系统性掏空非洲财政资源的结果。非洲国家并非天生贫穷，而是因离岸避税、非法资本外流、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不公平的国际税收规则而被持续削弱。这导致它们无法为医疗、教育和交通等基本人权提供资金。解决方案在于建立一个更公正的全球税收和债务框架，确保资源留在非洲，从而实现财政主权和人权的真正保障。
权利的代价
保障人权是需要花钱的。你无法在不资助医院的情况下保障健康权，也无法在不给教师发薪水的情况下保障教育权。公共交通等权利同样需要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和监管服务。许多人权框架承认这一点，但问题在于，制定全球金融规则的人和倡导人权的人长期以来处于脱节状态。
决定权利能否实现的预算，是在几乎不讨论人权的会议中制定的。
内罗毕的交通系统就是这种脱节的后果。每天花三小时通勤的工人所经历的不仅仅是不便，而是一个国家因缺乏财政资源而无法保障其公民基本权利的失败。这是一个由财政原因导致的权利失败。
被掏空的财政
要理解为何缺乏这些财政资源，就必须看到那些从未进入国家预算的资金流动。
非洲政府不是贫穷，而是被人为地变穷了。
- 非法资金外流： 非洲每年因贸易假报、转移定价和利润离岸等行为损失约 886 亿美元。这个数字大致相当于非洲每年收到的所有官方发展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总和。
- 沉重的债务： 许多非洲国家现在用于偿还债务的支出超过了公共卫生支出。这种债务并非源于肆意借贷，而是全球信贷体系的结果，该体系对非洲主权债务的定价，反映的是历史偏见而非经济基本面。
每一美元被转移到离岸，就意味着一所医院得不到资金，一间教室没有老师，或者一个公共巴士网络无法建成。
历史上的“结构调整”政策也加剧了这一问题，这些政策要求非洲国家削减公共开支和私有化公共服务，恰恰在它们最需要建设基础设施的时候阻止了它们。
一个为榨取而设计的系统
当前的全球税收体系是在非洲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殖民统治下时建立的，主要服务于富裕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利益。其规则使得公司可以将利润从其产生价值的国家（如肯尼亚）转移到低税或无税的司法管辖区。
- 过时的规则： 税收规则的核心原则是利润应在其产生地纳税。然而，现有体系实际上确保了相反的结果。
- 数字化的挑战： 数字公司可以在没有实体存在的情况下从一个国家获取巨大利润，使得按传统规则征税变得极其困难。
- 既得利益： 正如内罗毕的私人小巴经营者不希望出现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一样，跨国公司也不希望改革全球税收架构，因为这将意味着它们需要支付更多税款。
改变这种行为需要改变奖励这种行为的系统。
正义是财政的基石
一个国家的财政系统不仅需要钱，还需要能合法治理这笔钱的条件。根据 14 世纪学者伊本·赫勒敦的观点，正义不是财政系统中的众多原则之一，而是其基石。
当前体系缺乏透明度，债务谈判不公开，自然资源合同不透明，贷款附加的条件也被保密。这种不透明保护了权力方的利益，而损害了必须承受后果的民众的利益。
因此，透明度、问责制和公民参与等权利，是实现所有其他权利的基础。正在联合国进行的国际税收合作框架公约谈判至关重要，因为它旨在建立一个所有国家都能参与的、公开透明的税收新规则。
这是一个 人权项目。一个公平的税收公约将使政府能够筹集资金，用于资助医院、学校和公共交通系统。
系统性改革优于援助
长期以来，外国援助被视为非洲发展的主要工具。然而，这种模式存在根本性缺陷：
- 杯水车薪： 非洲每年因非法资金外流损失的 886 亿美元，是其收到的官方发展援助的两倍多。援助远不足以弥补系统造成的缺口。
- 依附性： 援助往往附带条件，限制了受援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并使其依赖于捐助国的国内政治意愿。
真正的解决方案不是零敲碎打的项目，而是进行宏大、结构性的改革：
- 建立一个 快速、可预测且基于权利的 主权债务解决方案。
- 制定反映 价值真实创造地 的全球税收规则。
- 将 透明度 作为法律要求，而非外交姿态。
这些并非激进的要求，而是非洲国家行使真正财政主权，并对其公民负责的最低条件。内罗毕混乱的交通并非贫穷的后果，而是导致贫穷的原因之一。改变这一切，需要重新设计一个不再让财富轻易流出非洲，而是投资于非洲的全球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