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美国精神病》续集寻找新主角的困难，反映了美国文化的一种深层变化。曾经作为讽刺对象的帕特里克·贝特曼，一个冷酷、功利、物化的都市人格，如今已成为部分年轻男性的向往，表明社会正逐渐失去分辨讽刺与现实的能力。通过对比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笔下的“恐惧之城”（垂直、隔离、资本化）与乔纳森·勒瑟姆的“愧疚之城”（水平、社群、道德关联），可以看出前者的逻辑已在现实中胜出。尽管人们在政治上投票支持“愧疚之城”的理念，但他们实际生活在一个由资本和产权主导的“恐惧之城”中，政治意愿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城市结构。
贝特曼难题：当讽刺成为现实
好莱坞找不到演员来扮演新版帕特里克·贝特曼，这并非偶然。根本原因在于，这个角色已经从一个讽刺对象，转变为一种 被向往的生活方式。
- 从讽刺到偶像： 年轻男性开始引用贝特曼的台词，就像上一代人引用《搏击俱乐部》一样。他们向往主角那种注重外表、追求空虚性爱、物质至上的生活。
- 讽刺的失效： 原著导演玛丽·哈伦对此感到困惑，她始终认为这是一部关于男性气概的讽刺作品。但当一种文化选举了贝特曼在书中的偶像唐纳德·特朗普时，它便丧失了区分讽刺与现实的能力。
一个选举了唐纳德·特朗普两次的文化，注定会失去分辨讽刺和镜子的能力。
人们对贝特曼的追捧不是误读，而是他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所处世界的生存法则。当社会不再有共同的道德底线时，讽刺便失去了赖以成立的基础。
两种城市，两种愿景
为了理解这一变化，可以对比两位作家对纽约的不同书写，它们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模型。
埃利斯的“恐惧之城”： 这是一种 垂直、冷酷、充满掠夺性 的都市主义。城市中的人被阶级隔离，生活在密闭空间里（公寓、汽车），街道只是连接不同私密空间的障碍。人与人之间要么无视，要么隔绝。
勒瑟姆的“愧疚之城”： 这是一种 水平、社群化、充满人情味 的都市主义。生活围绕着门廊、人行道和街角小店展开。邻里之间无法逃避彼此，形成了一种无法推卸的道德责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城市发展的讨论，如简·雅各布斯（社群保护）与罗伯特·摩西（大规模建设）的辩论，都是在这两种愿景之间展开。
“恐惧之城”的全面胜利
这场辩论已经结束，埃利斯的愿景赢了。这种胜利体现在：
- 物理空间的改造： 曼哈顿变成了户外奢侈品折扣店，中产阶级生活被异化为一场无法获胜的成功竞赛。
- 生活方式的平台化： 年轻一代通过 Uber、DoorDash 和亚马逊体验城市，公共街道对他们而言，正如对贝特曼一样，只是 安全空间之间的干扰。
- 社区的消亡： 混合用途的商业街区消失，街角杂货店变成幽灵厨房，餐馆变成共享办公空间。
- 现实的讽刺： 勒瑟姆在小说中描写的布鲁克林社区，如今房价飞涨，曾经的居民早已被高昂的成本挤出。投机者看待这些土地的方式，就和贝特曼看待街道一样：仅仅是库存。
政治的渴望与现实的枷锁
尽管埃利斯的愿景在现实中获胜，但人们的政治选择却呈现出一种矛盾。纽约市新任市长佐兰·马姆达尼凭借一个充满“愧疚之城”色彩的平台当选，主张：
- 租金冻结和永久性经济适用房。
- 保护租户权益。
- 开办公共杂货店和免费公交。
- 对豪华第二套房征税。
然而，他执政后立即面临“恐惧之城”的坚固架构。
- 结构性制约： 巨额财政赤字、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州议会的不合作，都让改革举步维艰。
- 所有权的力量： 选举并不能轻易动摇由所有权和资本构成的“房地产国家”。你可以反对它，但你必须在它的框架内进行治理。
最终，美国人正在用选票表达对 “愧疚之城”的向往，却在现实中生活于 “恐惧之城”。选票记录了渴望，而城市建筑本身记录了最终的裁决。勒瑟姆的小说如今读起来像是一种对过去的凭吊，而埃利斯曾经的讽刺笑话，现在却成了对现实的报道，甚至是一本操作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