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围绕失业问题的看法经历了巨大转变。早期观点将失业视为个人在工作与休闲间的自愿选择，或是在寻找更高薪工作时的策略性等待。然而，奥利·阿申菲尔特（Orley Ashenfelter）在1980年提出，相当一部分失业是非自愿的，即劳动者愿意接受更低工资却无法找到工作，处于一种“受约束”的失衡状态。尽管这一观点曾被以“价格粘性”为核心的新凯恩斯模型所取代，但近年来，强调工资粘性和劳动者差异的异质性宏观模型（HANK）再次兴起，表明阿申菲尔特关于劳动供给受约束的核心洞见，正在以新的形式回归，并对解释当前经济现象至关重要。
失业的三种视角
对于失业的成因，经济学界曾提出过几种不同的解释框架，它们的核心差异在于如何看待劳动者的处境。
自愿失业论：最简单的模型认为，失业是劳动者在工作和休闲之间的自主选择。当生产率下降，企业提供的工资降低时，劳动者会自然地减少工作时间。在这种框架下，所有失业都是自愿的。
劳动力搜索模型：此模型认为，失业是寻找工作的过程。失业者会不断收到不同的工作邀约，并设定一个“保留工资”，只有当工作邀约的薪水高于此标准时才会接受。因此，失业期间的等待是为了最大化终生期望效用，本质上也是一种主动选择。
阿申菲尔特的“受约束”模型：与前两者不同，阿申菲尔特认为失业源于一种失衡状态。许多失业者并非不愿意工作，而是“被约束”了——他们愿意在当前或更低的工资水平上工作，但市场上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这些人完全偏离了他们的劳动供给曲线。
在这种“受约束”的框架下，失业保险的逻辑变得清晰。由于在职者处于其最优选择点，而失业者则处于非自愿的困境中，从在职者那里拿走一美元，再把它给失业者，总体的社会效用将会提高。
阿申菲尔特通过对总消费、工资和失业率数据的分析，估计大约有 30% 至 50% 的劳动者在经济中处于这种“受约束”状态，他们无法自由调整自己的工作时长。
凯恩斯主义的式微与“卢卡斯批评”
阿申菲尔特的模型植根于旧凯恩斯主义的传统，但这一传统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逐渐被边缘化。主要原因是其理论基础不够扎实，被批评为“临时抱佛脚”。
旧凯恩斯模型中的一些核心参数，如“工资粘性”，仅仅是基于经验观察，而没有从理性的、追求最优化的个人行为中推导出来。这种做法在面对政策变化时会陷入困境。
这就是著名的 “卢卡斯批评”：如果你试图利用一个基于历史数据观察到的相关性（如菲利普斯曲线所显示的通胀与失业率的负相关关系）来制定政策，那么这个相关性本身就会因为人们预期的改变而失效。
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现象，恰恰印证了卢卡斯批评的威力，并促使宏观经济学转向建立在坚实微观基础上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这些模型通常假设存在一个“代表性家庭”，并通过引入价格粘性等“摩擦”来解释货币政策的短期效果。
“旧思想”的回归：工资粘性与异质性
尽管新凯恩斯模型一度占据主导，但近年来，一些曾被忽视的“旧思想”正以新的面貌回归，特别是工资粘性。
工资粘性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向下调整工资的粘性（即企业不愿给员工降薪）比价格粘性更能解释现实。例如，各国央行普遍设定 2% 的通胀目标，一个常见的解释就是利用温和通胀来变相降低实际工资，从而绕开名义工资的下调阻力。实证研究也发现，即使在失业率飙升的地区，企业招聘新员工时也极少降低名义工资。
异质性代理人新凯恩斯（HANK）模型的兴起：最新的宏观模型不再假设一个“代表性家庭”，而是引入了大量异质性的家庭和企业。这些模型发现了一个关键的“三难困境”：
如果不加入劳动供给侧的摩擦（即劳动者能够自由选择工作时长），模型就无法同时匹配现实世界中的边际消费倾向、边际劳动倾向和财政乘数这三个关键数据。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HANK 模型的研究者们发现，必须引入类似阿申菲尔特所描述的“约束”——即许多人无法随心所欲地增加工作时间来应对收入冲击。这使得最初以价格粘性为核心的 HANK 模型，逐渐转向更多地依赖工资粘性来解释数据。
这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回归。宏观经济学正重新认识到，理解失业和经济波动的关键，可能不只在于企业调整价格的迟滞，更在于劳动力市场中普遍存在的工资刚性和供给约束。阿申菲尔特在四十年前提出的洞见，如今在更复杂的模型中得到了新的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