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理性地评估政府支出，我们需要知道一条生命的价值是多少。传统的工资差异法估算出“统计生命价值”约为700万至1000万美元，但这种方法因工作风险和人的行为偏差而并不可靠。近期通过网约车研究得出的“时间价值”估算，虽然惊人地与生命估值相近，但两者不能直接等同。最终的结论是，无论生命的真实价值如何，公共政策中用于决策的估值都不应脱离现实的预算约束，医疗和基建等领域的支出都必须考虑成本效益。
为什么要给生命定价？
如果我们宣称生命是无价的，那么任何能拯救哪怕一条生命的花费都将是我们的义务，这显然是荒谬的。我们所珍视的不仅仅是“活着”这个状态。人们愿意为了换取某些东西而接受死亡的风险，这个接受的临界点，就是 “统计生命价值”。
我们可以随意设定这个价值，但更好的做法是观察人们自己如何衡量生命的价值，并以此为基准。
传统的估值方法：工资差异
传统方法是观察 “补偿性工资差异”。假设有两种工作，唯一的区别就是死亡风险不同，那么在劳动力市场中，更高风险工作的工资必须更高。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得出的生命价值大约在 700万到1000万美元 之间，或者说每年生命价值约10万美元。
然而，这种方法存在明显缺陷：
- 无法衡量所有因素： 那些死亡风险更高的工作，很可能在其他我们无法观察到的方面也更令人不快，这会人为地推高生命价值的估算。
- 非理性行为： 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人们 不善于以理性的方式评估小概率事件。因此，这种基于行为推导出的价值并不可靠。
医疗领域的现实矛盾
如果我们将每增加一年生命价值10万美元的估算当真，那么我们在医疗上的花费将很快超过任何一年的产出。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医疗系统会限制支出，只选择更具成本效益的治疗方案。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将每增加一年预期寿命的支出上限设在约3万英镑左右。
在美国的医保辩论中，这被称为“死亡小组”。然而，美国的医疗保险在法律上被禁止考虑成本效益，这使得情况更加复杂。消费者在面对医疗成本时，其行为往往像“完全的傻瓜”，他们削减有效治疗和无效治疗的程度几乎相同。
新线索：时间的价值
最近，一个看似无关的领域——网约车研究——得出的结果，却意外地支持了传统方法的高估值。在网约车平台，用户对一次出行的体验取决于价格和等待时间。通过分析用户愿意为节省时间支付多少钱，我们可以计算出 “时间的价值”。
- 惊人的巧合： 研究估算出的时间价值大约在每小时20美元左右。如果将这个数值乘以一个人一生中清醒的时间（假设活到80岁），得出的生命价值约为 934万美元，这与传统方法的估算惊人地一致。
- 研究案例： Lyft通过在13个城市进行实验，随机调整价格和等待时间，得出每小时时间价值为19.38美元。其他研究也通过分析司机的报价习惯和订单分配的随机性，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时间价值不等于生命价值
尽管结果相似，但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时间价值等同于生命价值。这里存在两个方向相反的偏差：
- 低估偏差： 在网约车场景下，时间的价值是“从A地到B地”的价值，而不是 “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价值。我们没有衡量“活着”本身的价值。
- 高估偏差： 人们通常在最需要快速移动的时候才会叫车（例如赶飞机）。这意味着我们测量的是人们生命中 时间价值最高的片段，而不是平均值。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两种偏差会相互抵消。
结论：估值必须回归现实
虽然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找到一个完美的模型来精确计算生命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计可施。
无论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它几乎肯定应该低于目前的估值。我们面临预算约束，不能花费超过我们产出的部分。
我们不应该选择一个迫使我们花费巨额、无法承受的资金的价值。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医疗保健，也同样适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等其他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