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冲绳及八重山群岛居民在日本帝国时期的复杂处境。他们一方面在日本国内被视为边缘群体，遭受歧视；另一方面，在殖民地台湾，他们又因其日本国民身份而得以扮演统治者的角色。这种矛盾的地位迫使许多人通过改籍、改姓、隐藏身份来向上流动，却也导致了下一代对自身族群认同的迷失。最终，这揭示了帝国结构下个体位置的流动性，并展现了台湾与八重山之间被遗忘的日常联系，为理解台湾历史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
在帝国夹缝中求生
崎山マサ的经历是一个缩影。她于1933年随父亲来到台湾宜兰，父亲为了获得更好的待遇和避免歧视，将户籍从冲绳迁至鹿儿岛，并改掉了冲绳特色的姓氏。在台湾，他们过着“日本人”的生活。
- 家庭教育： 在家只说标准日语。
- 社交圈： 学校同学大多是日本人的孩子，与台湾人几乎没有交集。
- 身份认同： マサ从小认为自己就是日本人，甚至回到石垣岛时，对当地同学赤脚上学的习惯感到文化冲击。
然而，这种努力并未完全消除歧视。当她在石垣岛的同学得知她从台湾来时，对她发出了质疑。
同学问她：“妳是琉球来的吧？” 另一位同学甚至拿出美工刀说：“用这个割割看妳的手，我们要确认血的颜色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这种夹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又在统治群体内部被边缘化的处境，是许多在台冲绳人的共同遭遇。
边陲的流动与代价
日本帝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体系，冲绳和八重山群岛位于其边陲。
- 内部歧视： 在日本本土人眼中，冲绳人因其方言、姓氏和刺青等传统而被视为 “内地生蕃”，是二等公民。
- 外部机会： 在殖民地台湾，由于总督府需要大量人力，冲绳人反而获得了在日本本土难以企及的机会，可以担任警察、教师等公职，进入统治阶层。
但这种阶层跃升是有代价的。他们必须努力“成为日本人”，以换取职业上的晋升。
- 崎山マサ的父亲在教师执照上填写“鹿儿岛县士族”，隐瞒自己的冲绳出身。
- 她的祖母用布包裹手上的刺青，不敢出门。
- 有人甚至会阻止在台湾播放琉球音乐，担心被贴上“内地生蕃”的标签。
与此同时，并非所有冲绳人都能被台湾人视为真正的统治者。那些无法流利使用标准日语的渔民或店员，仍然难以进入日本帝国设定的二元框架。语言能力，最终成为划分日本人与台湾人的关键指标。
丢失身份的第二代
第一代移民为了生存而刻意隐藏自己的出身，这种选择直接影响了在台湾出生的第二代。
例如，警察下地惠幸的家人始终小心翼翼。他的母亲告诫家人：“进官舍不要被人看到你的刺青喔……如果被看到，或发现我们是冲绳人会被嘲笑。” 他的外祖母因为只会说宫古岛方言且身上有刺青，几乎足不出户。
然而，他们的下一代，如下地惠幸的儿子康夫，在纯粹的日本人社群中长大，完全没有被歧视的经验，自然地认同自己为日本人。这正是父母刻意努力的结果。
这种身份的割裂造成了许多困惑。书中提到一个女孩，直到上女校看到户籍资料，才震惊地发现自己是冲绳人，哭着质问母亲。这并非个人无知，而是帝国结构系统性制造的结果。为了向上流动，父母的隐藏行为，让孩子成为了对自己身世一无所知的人。
压迫结构中的流动角色
历史并非简单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二元对立。
在帝国的结构里，没有人的位置是固定的，压迫者通常是由结构决定的。
- 冲绳人： 在日本国内是被歧视的边缘人，但在台湾，他们可以是管理原住民的警察，成为统治结构的一部分。
- 台湾人： 在西表岛的矿坑里，一些被殖民的台湾人也可能担任管理者，成为压迫链条中的一环。
这挑战了我们将自己简单置于历史受害者位置的惯性思维。历史的视角是多元且复杂的，同一个群体在不同的空间和结构中，可能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
被遗忘的日常联系
我们常常忽略，八重山群岛在地理上离台湾比离冲绳本岛更近。在那个时代，往返于八重山与台湾之间是一种日常生活。
- 便捷的交通： 无需中介或签约，买张船票即可往来。
- 平凡的动机： 人们去台湾的目的很简单，可能是看病、探亲，或是季节性的打短工。
- 模糊的边界： 对他们而言，去台湾并非“移民”到国外，而是在同一个生活圈内的移动。
理解这一点，能让我们看到历史背后更真实的人。他们的选择往往并非出于宏大的历史推力，而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这些被遗忘的日常流动，揭示了日治时期台湾社会更丰厚多元的图景，等待我们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