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探讨了以唐纳德·特朗普为代表的政治风格如何标志着一个理性公共讨论时代的终结。文章以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思想为参照，他毕生捍卫基于开放、真实对话的“公共领域”作为民主的基石。然而，从最初被大众媒体单向灌输，到如今被社交媒体撕裂成无数个回音室，公共空间已彻底变质。当今政治的特征不再是基于事实的辩论，而是为了博取关注的“巨魔”（trolling）行为和一种玩世不恭的虚无主义，这宣告了哈贝马斯所倡导的理性协商理想的破灭。
一种无需解释的政治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开启了一场与伊朗的战争，这在方式上与以往截然不同。他开创了一个先例：发动战争甚至懒得向公众说谎，因为他根本不在乎公众的想法。
- 以往的战争: 通常需要编造借口。例如，乔治·W·布什政府曾以萨达姆·侯赛因与“9·11”袭击有关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为入侵伊拉克辩护——这两项指控后来都被证明是假的。
- 特朗普的战争: 他完全绕开了公众咨询，无论是通过国会等正式渠道，还是通过专家、活动家的非正式讨论。
特朗普宣称，唯一能约束他作为总司令的权力的，只有“我自己的道德。我自己的思想。这是唯一能阻止我的东西。”
这种做法标志着民主程序的彻底空心化，权力不再需要向公民寻求合法性。
哈贝马斯的理想：作为民主基石的对话
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一生都在分析和捍卫自由民主。他认为，民主的本质是 话语 (discourse)——一种关于思想和价值观的反复辩论。
他的核心理念包括：
- 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在这个空间里，公民聚集在一起，通过辩论形成共识和判断。
- 交往行动 (communicative action): 语言在这里成为促进合作的力量，而非统治的工具。
“所有政治权力都源于公民的交往权力，”哈贝马斯写道，在一个理想的民主制度中，“所有相关问题、议题和贡献都在话语和协商中被提出和处理。”
哈贝马斯生于 1929 年的德国，在纳粹主义下长大。他的一生见证了民主在西德生根发芽，也看到了统一后的德国成为自由欧洲的堡垒。他的理论工作正是为了给现代文明在经历浩劫后寻找自由的根基。
从咖啡馆到大众传媒：公共领域的变迁
哈贝马斯在他早期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追溯了“公共舆论”这一现代概念的起源。
- 理想的萌芽: 18 世纪欧洲的咖啡馆、沙龙和报纸，为普通人提供了辩论时事、评判君主决策的场所。他认为，这种环境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基础，意味着 “统治的消解”。
- 理想的破灭: 但哈贝马斯也承认，这个理想从未完全实现。18 世纪的公共领域只对有产的男性开放。到了 20 世纪，随着大众传媒（广播、电视）的兴起，公共舆论变得被动和迟钝，沦为宣传的对象。
他感叹道：“大众媒体所塑造的世界，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公共领域。”
互联网悖论：对话的泛滥与消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哈贝马斯生命的尽头，技术的进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创造了一个与大众媒体时代截然相反的问题。进入思想市场的门槛前所未有地低，但民主的话语环境却变得更糟了。
问题不再是话语的稀缺，而是 话语的泛滥。原因如下：
- 数量取代质量: “正如印刷术使人人成为潜在的读者，今天的数字化正使人人成为潜在的作者。” 但理性的公共辩论需要参与者遵守 说真话 和 倾听不同观点 的义务。
- 公共领域的碎裂: 互联网将公共领域粉碎成无数个相互竞争的小圈子。在社交媒体的信息流中，你的信念总能被证实，而从不被挑战。这使得民主审议变得不可能。
- 审议精神的丧失: 如果我们从不被反驳的论点所挑战，也不被要求为自己的观点提供解释，那么通过政治辩论来改善我们的信念、找到问题的正确解决方案，就无从谈起。
特朗普时代：当强人政治遇上社交媒体
哈贝马斯对社交媒体的挑战或许还估计不足。互联网对当今政治最险恶的影响，不仅仅是煽动分裂，而是网络存在的 失重感 催生了一种幸灾乐祸的虚无主义。
社交媒体鼓励的不是话语，而是 “巨魔”行为 (trolling)——即你说什么不重要，只要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就行。
特朗普正是社交媒体时代的强人。他的特点是 “令人抓狂的轻浮” ——他似乎既不知道也不在乎自己正在做什么或接下来会做什么。因为他对任何事情都不当真，这使得人们几乎无法严肃地对待他，即便他正在对人和制度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
当残酷和轻率的结合能成为一种政治上行之有效的策略时，很明显，理性话语的时代——哈贝马斯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