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柏林三一学院法学教授大卫·肯尼发现，乔纳森·斯威夫特著名的墓志铭很可能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身后笑话。根据斯威夫特的遗嘱，他的墓碑本应放在其宿敌纳西苏斯·马什的浮夸墓碑旁，以形成一种讽刺性的对比。然而，这个笑话因19世纪大教堂的一次翻修而被破坏，当时两座墓碑被分开，导致后人几个世纪以来都误解了斯威夫特的真正意图。
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协调感
2018年，法学教授大卫·肯尼在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参观时，被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墓志铭深深吸引。这篇墓志铭由斯威夫特亲自用拉丁文写成，其中最著名的英文翻译来自诗人叶芝：
斯威夫特已航向他的安息之地； 猛烈的愤慨 再也无法撕裂他的胸膛。 如果你敢，就模仿他吧， 被尘世迷惑的旅人；他 曾为人类的自由服务。
肯尼本人懂拉丁文，他了解叶芝的翻译带有诗意的发挥。一个更平实的翻译是：
此处安放着乔纳森·斯威夫特的遗体……在这里，猛烈的愤慨再也无法撕裂他的心。去吧，旅人，如果你能够，去模仿这位人类自由的勇敢捍卫者。
尽管叶芝的解读流传甚广，肯尼却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协调。他认为，斯威夫特从未给人们留下过自吹自擂的印象，这种英雄式的口吻感觉很不对劲。肯尼回忆说：“我当时最强烈的感觉是，这里面有些我无法完全理解的东西，而叶芝的翻译并没有捕捉到这一点……有些地方感觉错了。”
寻找被隐藏的笑话
这次经历开启了肯尼长达数年的学术探索，他决心揭开墓志铭的深层含义。
斯威夫特的风格： 肯尼深知，斯威夫特的作品中充满了机智和双关，几乎没有什么是“显而易见的严肃”。他极少使用宏大的风格，除非是为了嘲讽它。
自我讽刺的先例： 在一首预见自己死亡的诗《关于斯威夫特博士之死的诗篇》中，斯威夫特用浮夸的语言“赞美”自己，声称他“鞭笞罪恶，但放过人名”。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因为他在同一首诗的前面点名道姓地攻击了很多敌人。肯尼怀疑，这个著名的墓志铭可能也遭受了类似的误解。
作为武器的墓志铭： 肯尼研究了斯威夫特为别人写的墓志铭，发现他毫不畏惧地使用大理石来表达观点。例如，他为朔姆伯格公爵写的墓志铭就公开嘲讽了公爵吝啬的亲戚，此事甚至一度引起了王室的愤怒。这证明斯威夫特完全可能利用墓碑来完成一次讽刺。
来自遗嘱的惊人发现
多年后，肯尼偶然买下了一本斯威夫特遗嘱的二手印刷本。在纸质副本上，一个细节突然跳了出来，让他豁然开朗。斯威夫特的遗嘱中明确写道：
我希望我的遗体能被埋葬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在紧邻大主教纳西苏斯·马什纪念碑的柱子下……竖立一块黑色大理石碑，上面用大写字母深深刻上并烫金……
肯尼知道，斯威夫特极其憎恨马什。马什曾是三一学院的教务长，后来成为爱尔兰的首席教士。斯威夫特认为他是一个才智平平、一路钻营上去的庸人。在一篇描述马什的文章中，斯威夫特刻薄地评论道：
“他（马什）是人类中第一个拥有学识、虔诚和地位等巨大优势，却没能成为伟人的人……他的死，除了他的继任者，不会有任何人感到高兴或悲伤。”
那么，斯威夫特为何要求将自己的纪念碑放在这样一个他鄙视的人旁边？答案就在于对比。马什的纪念碑是一块巨大的白色大理石，上面用拉丁文冗长地刻着约六十行文字，吹嘘他的各种成就和美德。而斯威夫特则要求用一块简洁的黑色大理石，刻上几句精炼的话。
在肯尼看来，这种并置本身就是一种终极讽刺：用自己简洁有力的墓志铭，去嘲笑对手浮夸虚荣的纪念碑。这才是斯威夫特式的笑话。
因翻修而被毁掉的笑话
如果斯威夫特有此要求，为什么今天两座纪念碑相距甚远？肯尼通过研究教堂的历史找到了答案。
教堂的重建： 19世纪60年代，由于地基下沉，酿酒家族的后代本杰明·吉尼斯出资对大教堂进行了大规模翻修。
位置的变动： 肯尼发现了一本1777年的旅行笔记，其中明确记载，斯威夫特的墓志铭“对面就是马什博士的朴素纪念碑”。这证明它们最初确实是放在一起的。
结论是，吉尼斯的翻修工程无意中破坏了斯威夫特的最后一个笑话，将两个相互关联的纪念碑分开了。正如肯尼所说：“我们总以为古老的地方不会改变，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们都在以某种方式被重建。”
来自权威的认可
肯尼将他的理论分享给了一些顶尖的斯威夫特研究专家，并获得了高度认可。传记作家利奥·达姆罗什在听完整个推理过程后表示，这个理论“完全令人信服”。
达姆罗什评价道：“如果我早知道这件事，它就会被写进我的书里，因为它完全令人信服，而且这正是斯威夫特会做的事：从坟墓里，去纠缠他的老对手。”
达姆罗什还指出，关于斯威夫特的最深刻见解，很多都来自学术圈外的“业余爱好者”。他们没有将斯威夫特置于神坛，反而看到了他文学遗产背后真实的怨恨和人性的弱点。在他看来，肯尼现在也加入了这个优秀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