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政府呈现出一种美国式的“凯撒主义”，总统通过行政命令和紧急法令绕过国会和司法系统，导致权力过度集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局面部分源于保守派法律运动。该运动过去几十年专注于对抗其所认为的“司法激进主义”，却在无意中发展并推广了增强行政权力的理论。现在，为了维护宪政秩序，保守派必须重新审视并带头努力，通过加强国会和限制总统权力来制衡这个被其帮助创造出来的“无约束的行政首长”。
美国凯撒主义的降临
特朗普政府的治理方式揭示了一种近乎成熟的美国“凯撒主义”。其政策并非通过立法议程实现，而是依赖于一套绕开传统制衡的工具：
- 行政命令和紧急法令： 总统利用这些工具随心所欲地制定政策，奖励朋友、惩罚敌人。
- 个人化的外交与军事行动： 发动军事冒险似乎基于总统的个人心血来潮，并将军队用作国内执法的政治道具。
- 对制衡的蔑视： 国会被边缘化，法院在制衡总统的过度行为时犹豫不决，导致了一个被法律学者称为 “无约束的行政机构” 的出现。
支持者们认为，总统的当选赋予了他代表“全体民主意志”的授权，并对挑战其权威的“未经选举的”法官表示蔑视。
“将所有权力集中于一个部门，正是詹姆斯·麦迪逊所警告的‘暴政的定义’。”
这种权力失衡的后果是政策的剧烈摇摆，因为行政命令缺乏国会立法的持久性，损害了家庭和企业的长远规划能力，进而影响投资、增长和繁荣。
保守派如何助长了行政权力
美国“凯撒主义”并非一夜之间形成，而是数十年演变的结果。保守派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尽管这并非他们的初衷。
- 最初的怀疑： 历史上，保守派是行政权力最坚定的怀疑者，警惕总统权力膨胀对自由的威胁。
- 焦点的转移： 从 1970 年代开始，由于担心法院的“司法激进主义”（以 Roe v. Wade 案为代表），保守派法律运动将重心转移到限制司法系统，防止其“从法官席上立法”。
- 被忽视的威胁： 在专注于改革司法机构的同时，对行政权力的日益膨胀却关注甚少。当时许多保守派法律精英曾在共和党政府任职，他们将总统视为对抗民主党长期控制的国会的 唯一有效工具。
为总统权力构建理论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行政权力的同情演变成了系统的理论，曾经以“严格解释”宪法闻名的法律运动开始为其寻找弹性空间。
- 单一行政理论 (Unitary Executive Theory): 该理论主张总统对行政分支拥有唯一控制权。其最极端的解释可能允许总统随意解雇任何联邦雇员，无视公务员保护制度。
- 对权力的重新诠释： 一些人开始主张，宪法第二条赋予了总统任何未被明确限制的权力。总统“确保法律被忠实执行”的职责，被看作是重新解释法律的授权，而非限制。
- “总司令”权力的扩张： 许多保守派认为，总统作为“总司令”的角色赋予了其在国家安全事务上广泛的单边权力，这在一个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具有深远影响。
失能的国会与顺从的法院
当保守派在理论上为行政权力铺路时，国会和法院也发生了变化，进一步加剧了权力失衡。
国会的自我削弱： 1990 年代，共和党在赢得国会多数后，为削弱其不信任的国会体制而采取了“改革”，包括削减国会职员（尤其是无党派和专家人员）、削弱委员会权力，并对委员会主席实行任期限制。这些措施 侵蚀了国会制衡行政部门的重要手段。
法院的顺从姿态： 新一代保守派法官在努力遏制司法权力的同时，却通过各种法律原则赋予了行政部门更多权力。
- 法院倾向于 服从行政机构 对其自身权力的解释。
- 法院常常 不加批判地接受 总统在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上的决定。
- 最高法院在 特朗普诉美国 案中，为了防范“总统因虚假刑事起诉而变得无能”的假设性危险，凭空创造了广泛的总统豁免权，这与保守派法律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
重建制衡的道路
如果美国要维护其自由，保守派法律学者和法官必须适应新的现实，并重新审视那些已不再服务于宪法结构的理论。
法院可以做什么：
- 拒绝宽泛解释行政权力： 任何行政权力都应牢固地锚定在宪法的文本中，并拒绝明显是借口的国家紧急状态声明。
- 采纳有利于共和政府的原则： 在法律问题模糊不清时，应将政策争议推向立法机构，而不是行政部门。
- 审慎使用“紧急备审案” (Emergency Docket): 法院应更加严格地审查白宫利用该程序冻结下级法院不利裁决的请求，避免对宪法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国会必须做什么：
- 重新发现自身角色： 扩大立法部门的资金，并进行规则改革，使其更有效率。
- 建立国会版的法律顾问办公室： 成立一个类似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OLC）的机构，就行政权力的界限发出独立声音，抗衡行政部门的法律观点。
- 推动立法限制总统： 当务之急是制定法律，加强国会传票的执行力，防止执法政治化，并限制总统的紧急权力和从其服务中获利的能力。
保守派法律运动曾经改变了全国关于法院的讨论。现在，它必须将同样的智识和倡导力量转向制衡行政权力。如果保守派真正信奉有序的自由、宪法限制和法治，那么前方的任务是明确的：我们必须帮助制衡凯撒，不是为了任何党派，而是为了共和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