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正在审理一桩关于警方使用手机定位数据的案件。该案的核心在于，警方是否可以利用从谷歌等公司获取的“地理围栏”数据来确定犯罪现场附近的个人。法庭似乎倾向于维持现有框架，即警方需要搜查令才能获取此类数据，但可能不会对搜查令施加更严格的限制。大法官们在执法需求与个人隐私权之间摇摆不定，尤其担心这种技术可能被用于监控宗教或政治集会等敏感活动。因此，最终判决很可能是一个谨慎而细致的决定，维持现状而非进行重大改革。
“地理围栏”搜查令是什么？
“地理围栏”搜查令是一种允许政府获取特定时间在特定地点出现过的所有人的信息的工具。警方之所以能获得这些信息，是因为谷歌等科技公司会通过其服务（如谷歌地图）追踪用户的手机位置。
在当前的案件中，警方在银行抢劫案后采取了以下步骤：
- 第一步： 警方获得了一份搜查令，要求谷歌提供案发后一小时内，银行周边 150 米范围内的匿名用户信息。谷歌提供了 19 个匿名用户的数据。
- 第二步： 警方审查了这些数据，并将范围缩小到 9 人，要求获取更多信息。
- 第三步： 最终，警方要求并获得了其中 3 人的真实身份，其中一人就是被告 Chatrie。
这个过程的一个关键争议点在于，在警方从 19 人缩小到 3 人的过程中，没有法官的再次批准。决定是否提供更多信息的是谷歌，而非司法系统。一些大法官对此表示担忧。
如果政府能轻易通过手机追踪民众，它就有可能知道谁参加了某个特定的宗教仪式，或是谁参与了某场政治会议。
法庭上的三种主要观点
在法庭辩论中，大法官们大致分成了三个阵营，体现了对技术、隐私和执法权力的不同看法。
1. 支持扩大警方权力
以大法官 克拉伦斯·托马斯 和 塞缪尔·阿利托 为代表。他们倾向于削弱 2018 年的 Carpenter 案 判例。阿利托认为，Carpenter 案只适用于用户无法选择是否透露的位置信息（如手机与信号塔的连接）。而此案中的谷歌定位历史是一个可选功能，用户可以关闭它。根据这一逻辑，警方获取用户自愿分享的数据几乎不需要限制。
2. 担忧隐私被侵蚀
以首席大法官 约翰·罗伯茨 和大法官 尼尔·戈萨奇 为首。他们对政府的论点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 罗伯茨 担心这会使警方能够轻易识别政治异见者或宗教活动参与者。
- 戈萨奇 指出，人们也会自愿将电子邮件、照片和日历存储在云端，如果政府的逻辑成立，这些信息是否也可能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被查看？
- 大法官 艾米·科尼·巴雷特 也对警方不仅能追踪到某人进入私人住宅，甚至能具体到进入哪个房间（如卧室）的可能性感到不安。
3. 寻求中间路线
以大法官 凯坦吉·布朗·杰克逊 和 布雷特·卡瓦诺 为代表。他们似乎认为，只要搜查令本身合理，地理围栏搜查是可以接受的。
- 杰克逊 表示，她对警方获取最初 19 人名单的搜查令没有异议，但可能支持在后续缩小范围时增加司法审查。
- 卡瓦诺 提出，只要搜查令在 “合理的时间和地理” 范围内，就是有效的。这意味着警方可以搜查一个精确定义的小范围，但不应允许对持续一整天、覆盖多个街区的大型政治抗议活动进行地毯式搜索。
案件可能的结果
综合来看，最高法院不太可能做出彻底改变现状的裁决。
判决很可能会比较微妙，并且不太可能显著改变现有法律。
最可能的结果是，法院将确认警方在获取地理位置数据前必须申请搜查令，从而维持 Carpenter 案的核心原则。然而，法院可能不会对搜查令的内容设置过于严格的新标准。此案中的搜查令本身很可能被认定为合宪。
这意味着，关于政府利用科技监控民众的界限问题，可能仍会模糊不清，需要未来的案件来进一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