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济数据显示美国正变得愈发富有，但民众的幸福感却在2020年后出现了历史性的急剧下降。这种普遍的悲观情绪跨越了年龄、收入和社会阶层，其核心原因并非单一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多因素的困局。持续的通货膨胀、对机构和他人的信任崩溃、日益严重的社会孤立，以及被负面信息主导的媒体环境共同作用，塑造了美国“悲剧的二十年代”。
悲剧的二十年代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萨姆·佩尔茨曼 (Sam Peltzman) 的研究发现，在经历了长期的稳定后，美国的国民幸福感在2020年后突然、急剧且史无前例地下降。这种情绪低落的现象在多项调查中得到了证实：
- 工人满意度：美联储的调查数据显示，工人满意度降至2014年以来的最低点。
- 消费者信心：密歇根大学的调查显示，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70年来的最低水平，比大衰退或1970年代的滞胀时期还要悲观。
- 全球幸福排名：在《世界幸福报告》中，由于年轻人幸福感的急剧下降，美国的排名也降至历史最低。
然而，这种普遍的悲观情绪与强劲的经济数据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的失业率长期低于5%，经济增长速度也显著超过了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
对这种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经济数据视为“事实”，而将民众的感受视为“非理性情绪”。感受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事实，它能影响消费行为、政治态度，并最终决定国家的未来走向。
谁扼杀了幸福感？
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幸福感的下降是普遍性的，几乎影响了所有年龄、意识形态、教育水平和性别的群体。这表明，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无差别的驱动因素。在寻找“罪魁祸首”时，我们需要一个与2020年时间点吻合且影响持续至今的解释。
- 不是文化变迁：虽然宗教信仰的下降是长期趋势，但幸福感的暴跌始于2020年，时间上不匹配。
- 不是传统的贫富差距：疫情后，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增长强劲，而幸福感下降最严重的群体中反而包括了富裕阶层，如老年人、白人和大学毕业生。
- 不完全是手机和社交媒体：虽然手机和社交媒体对年轻人幸福感下降有长期影响，但这无法解释2020年所有人群幸福感的突然崩溃。
最简单的解释是：从文化和政治影响来看，2020年的那场大流行从未真正结束。
“永久性疫情”：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场大流行带来的不仅仅是病毒，更是一系列连锁的经济和社会灾难，其后遗症持续至今。
持续的通货膨胀
普通家庭感受到的不是官方发布的通胀率数字，而是在超市或网上结账时“天啊，这东西怎么这么贵？！”的震惊。
- 物价飞涨：在2020年至2025年间，消费价格的上涨速度相当于2007年至2020年这13年的总和。
- 房价飙升：同期房价的涨幅也相当于过去16年的总和。
- “体感通胀”：美国人习惯的低通胀时代已经结束，如今的价格上涨速度是他们习惯速度的三倍，这让一切都感觉遥不可及，令人抓狂。
有趣的是，对经济最悲观的恰恰是最富有的三分之一家庭。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充分就业推高了服务成本（如保姆、餐饮、家庭护理），这些中上收入家庭过去能够轻松负担的低薪劳动力服务，如今变得昂贵，从而产生了普遍的不满情绪。
英语国家的特殊现象
幸福感下降的趋势在英语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尤为明显。这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 强调个人主义的文化，导致社交时间减少。
- 对心理健康问题（如焦虑症、多动症）的诊断标准扩大，机械地增加了诊断病例。
- 新闻和社交媒体生态系统中的高度负面性。
一个有趣的对比是，在2020年代，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幸福感不降反升，而这些国家恰好是西方世界中通胀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进一步证明了通货膨胀是导致“悲剧二十年代”的重要推手。
机构失信与个人主义
历史证明，大流行病会侵蚀社会信任。2020年后，美国人对几乎所有机构的信心都大幅下降，包括联邦政府、军队、大公司、教育系统和有组织的宗教。
更严重的是，人们对彼此的信任也急剧下降。相信“大多数人是公平的”的美国人比例跌至历史新低。与此相对的是，人们花在独处和家中的时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孤立意味着人际互动越来越多地通过屏幕上的算法进行，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接触。网络环境天然地放大了负面情绪和群体对立。
“永久性危机”的十年
《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格雷格·伊普 (Greg Ip) 认为，美国人对经济的悲观情绪是一种“牵涉痛”(referred pain)，即身体一个部位的疼痛，源于另一部位的损伤。
这种不满可能反映了对整个国家状况的失望。我们确实经历了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一场百年一遇的大流行，演变成一代人一遇的通胀危机；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争接连不断；对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的生存恐惧；以及由特朗普所代表的极端政治对立。
新闻媒体也变得异常悲观，其负面程度超过了历史任何时期。这种“永久性危机”的感觉，即使在最初的健康危机结束后也未曾消散。世界似乎永远处于紧急状态的脉动之中。
总结：悲剧二十年代的成因
美国当下的悲伤，是由一种永久且无情的经济危机感所塑造的。这种感觉被一个极度负面的新闻和媒体环境所放大，并因社会孤立的加剧和可信机构核心地位的丧失而恶化。通货膨胀让当下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而社交媒体上无处不在的他人成功展示，则让未来的成功显得更加遥不可及。对现有体制信心的崩塌让人们感到漂泊无依，而现代生活中的自我隔离则摧毁了社区信任，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屏幕的扭曲视角去认识他人，而非通过真实世界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