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支持的空袭导致伊朗最高领袖身亡后，强硬派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代表伊朗与美国进行了历史性谈判。然而，伊朗的实际权力已悄然转移至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手中一个更激进、更好战的军事派系。这批新领导层虽然表现出谈判意愿，但其强硬立场和内部激进派的反对，使得达成类似美国期望的“委内瑞拉式”协议几乎不可能，未来局势充满不确定性。
新的谈判代表与美国的误判
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刺杀后，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从誓言复仇的强硬派，转变为与美国进行高级别和平谈判的代表。尽管谈判因核问题陷入僵局，但加利巴夫给美国代表团留下了“精明专业的谈判者”的印象，美方甚至认为他可能是“新伊朗的潜在领导人”。
然而，美国希望复制其在委内瑞拉的成功经验——通过扶持一个温和的代理人来控制局势——在伊朗身上可能是一种误判。专家指出，伊朗与委内瑞拉的情况完全不同：
- 权力结构： 伊朗的权力结构是去中心化的，由伊斯兰革命卫队、司法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多个重叠的权力中心构成，而非像委内瑞拉那样高度集中。
- 领导层心态： 伊朗新晋的领导人都深植于视美国为“大撒旦”的威权神权体系，他们不认为自己需要妥协。
- 国家实力： 伊朗相信自己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掌握着经济王牌，因此没有动力向美国展现顺从姿态。
伊朗专家苏珊娜·马洛尼指出：“伊朗人认为他们赢得了战争，并相信他们仍然掌握着控制海峡的王牌……他们不认为有必要向美国人展示一个更顺从的面孔。”
真正掌权的是谁？
美国政府认为伊朗的新领导层“不那么激进”，但这与事实相去甚远。暗杀行动的意外后果是，伊朗的新领导层实际上比前任更强硬、更军事化、也更不计后果。
目前伊朗的日常运作由以下人物主导：
- 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卡德尔将军： 现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
- 艾哈迈德·瓦希迪准将： 伊斯兰革命卫队新任指挥官。
- 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 议长，作为谈判代表，但其影响力远不及前两位。
这些人物都在两伊战争中崭露头角，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鹰派关系密切，并且在国内镇压抗议者方面有着残酷的记录。例如，加利巴夫本人曾承认骑摩托车冲入抗议人群，用木棍殴打民众。
前以色列国防情报官员丹尼·西特里诺维奇评论道：“加利巴夫是一个高级人物，但他不是真正在伊朗掌权的人。他最多只能带着德黑兰设定的明确界限去参加任何接触。”
权力中心的转移：从神权到军权
这场冲突加速了伊朗权力格局的根本性转变：权力从最高领袖办公室转移到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哈梅内伊的儿子莫伊塔巴·哈梅内伊虽被扶持为新的最高领袖，但他缺乏其父的权威和宗教资历，实际上受制于提拔他的革命卫队将领。
国际危机组织的阿里·瓦兹总结道：“这名义上是神权政治，实际上是军事系统。归根结底，权力真正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
新的军事领导层摒弃了前最高领袖为避免全面战争而采取的克制策略。他们认为过去的忍让招致了更多侵略，因此更愿意冒险和采取直接对抗。
新策略：敢于升级，也愿意谈判
尽管新领导层更加好战，但他们也出人意料地对谈判持开放态度。这可能源于他们对两伊战争的痛苦记忆。
- 更强的报复性： 当以色列袭击伊朗的天然气田时，伊朗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打击了卡塔尔的一个液化天然气枢纽，表明其“你升级，我奉陪”的决心。
- 更愿直接对话： 与前最高领袖“不战争、不谈判”的策略不同，新领导层认为“我们不怕战争，但我们也不怕谈判”。
他们清楚战争的巨大代价，这或许是他们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原因之一。目前，谈判似乎聚焦于三个核心问题：伊朗的核浓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以及黎巴嫩的停火。
协议面临的障碍
即便加利巴夫能与美国达成协议，也面临两大障碍：
- 经济压力： 美国的经济封锁对伊朗造成巨大损失，但这批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领导人有着极高的“痛苦阈值”。协议能否达成，取决于谁先无法承受经济代价。
- 内部激进派的反对： 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更年轻、更激进的一代指挥官认为，只有拥有核武器才能真正威慑美国和以色列。他们公开批评与“被打败的魔鬼”谈判，认为这是一种软弱。
最终，加利巴夫即使想扮演一个温和妥协者的角色，也必须获得内部的共识。在当前的伊朗，任何个人都无法独自做出决定并确保其在政治上幸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