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 Amandla Thomas-Johnson 因参加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其谷歌数据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索取。谷歌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将数据移交给了执法部门，这违反了该公司长期以来向用户作出的承诺。电子前沿基金会 (EFF) 已就此向州检察长投诉谷歌存在欺骗行为。这一事件凸显了当国家权力与科技公司的海量数据相结合时，个人隐私和言论自由所面临的巨大风险。
事件经过
2024 年 9 月，博士生 Amandla Thomas-Johnson 在美国参加了一场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几个月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向谷歌发出了一份行政传票，要求获取他的个人数据。
次月，谷歌便将信息移交给了 ICE，但并未提前通知 Thomas-Johnson，剥夺了他对传票提出异议的机会。
- 事后通知: 直到数据被移交数周后，身在瑞士的 Thomas-Johnson 才收到一封谷歌邮件，告知其账户信息已被移交。
- 通知措辞的差异: 与他朋友收到的预先警告不同，这封邮件的措辞是决定性的，没有任何商议余地。
“谷歌已收到执法机构的法律程序并已做出回应，强制要求发布与您的谷歌账户相关的信息。”
谷歌打破了它的承诺
谷歌的公开政策承诺，在响应法律程序（包括行政传票）前会通知用户，以便用户有机会挑战数据请求。但在 Thomas-Johnson 的案件中，这一保护措施被完全绕过。
- 数据已被移交: 他的数据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被直接交给了针对参与受保护政治言论的学生的政府部门。
- 被索取的信息: 尽管传票表面上主要索要的是基础信息，但这些信息的组合却能形成一份侵入性极强的档案。
- IP 地址（可用于定位）
- 物理地址（显示居住地）
- 会话时间和时长（显示与谁在何时交流）
- 组合效应: 即使没有消息内容，这些数据片段也能拼凑出一个关于个人生活习惯和社交网络的详细监控档案。
国家权力与私人数据的结合
这次经历表明，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执法部门的目标。而科技公司凭借其庞大的数据存储，可以轻易地为这些调查提供便利，形成一种难以察觉和挑战的权力组合。
我离开了美国。但我不觉得我已经脱离了它的掌控。被联邦政府调查是件很吓人的事。
这种监控带来的后果并非抽象的。当事人即使已经离开美国，依然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和不安全感。
- 持续的恐惧: 担心自己是否已被标记？未来的工作和报道是否会受影响？能否安全地去看望家人？
- 问责的困境: 在这个由国家、企业和算法共同构成的体系中，普通人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问责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