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视为治理典范的新加坡模式，如今正面临公共住房危机和人口急剧下降的严峻挑战。其技术官僚和威权主义方法，尤其是在土地集中和计划生育方面的政策，虽在初期取得成效，但长远来看却导致了住房短缺、价格高昂以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这些问题揭示了该模式在应对复杂社会动态时的局限性，表明强权管理并非万能良药，而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教训。
理想与现实的裂痕
许多西方保守派思想家对新加坡推崇备至，他们着迷于其低犯罪率、高生活水平以及整洁高效的城市管理。长期以来，结合了技术官僚管理和威权主义的新加坡模式似乎确实行之有效。
然而，这个模式正在动摇。以年轻律师 Adam Oh 的经历为例，他事业有成，却在申请公共住房时陷入困境。这揭示了新加坡模式光鲜外表下的深层问题。
“政府期望年轻的新加坡人组建家庭，但我们中许多人在 30 岁之前都无法拥有自己的空间，这太荒谬了。”
Adam Oh 的困境并非个例。尽管他幸运地只用了两次抽签就申请成功，但他仍需等待大约四年才能入住，届时他将年满 30 岁。许多年轻人的处境更为艰难，有人甚至在抽签失败 11 次后，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了他们的绝望。
公共住房：一个失灵的系统
新加坡的公共住房系统曾被誉为世界典范，但如今却问题重重。申请预购组屋（BTO）的流程充满了障碍：
- 申请资格限制：通常只对 35 岁以上的单身人士或已婚异性恋夫妇开放，以此作为早婚的激励。
- 产权与成本：房屋并非永久产权，而是向政府租赁 99 年，且价格高达数十万新元。
- 漫长的抽签与等待：申请者需通过中签率极低的抽签程序，即使中签，也可能要等待数年才能入住。
- 装修限制：房屋交付时通常是“毛坯”状态，业主必须从政府预先批准的承包商名单中选择进行装修。
这一切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李光耀时代。为了推行公共住房计划，政府颁布了 1966 年的《土地征用法案》，赋予其以低于市价的补偿征用任何土地的权力。到 1985 年，政府拥有的土地比例从 1959 年的 31% 飙升至 76%。
这种土地高度集中的做法，虽然便于城市发展，但也摧毁了自由市场的调节机制，几乎消灭了私人房地产市场。如今，只有极少数富人能负担得起私人住宅，绝大多数新加坡人只能依赖公共住房。由于预购组屋供应严重不足，二手组屋市场的价格变得异常高昂，一套五房式公寓的售价甚至超过一百万新元。
对强人政治的迷恋
尽管现实问题重重，一些反民主的右翼人士仍对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LKY）抱有浪漫的幻想，称赞他是一位能创造自由的“独裁者”。
李光耀本人从不掩饰他对大众民主的怀疑，并留下了许多强人言论。
“我从未相信民主会带来进步。我知道它带来了倒退。”
他认为，治理者必须具备钢铁般的意志。 admirers 欣赏他果断、不受法律约束的行事风格。例如，在 1987 年，他动用《内部安全法》拘留了一批被指控参与“马克思主义阴谋”的社会工作者。当法院推翻拘留令时，他立即推动修改宪法，将行政决定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并重新逮捕了这些人。
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正是其支持者所推崇的。
从计划生育到人口崩溃
李光耀也是一名优生学倡导者。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他的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激进政策：
- 推广小型家庭：通过 1966 年的《新加坡家庭计划与人口委员会法案》进行宣传。
- 鼓励绝育：1974 年的《自愿绝育法案》为低收入和残疾人群体提供绝育激励。
- “两个就够了”政策：对拥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施加经济和社会惩罚，如减少公共住房和教育机会。
- 放宽堕胎限制：允许任何年龄的女性在怀孕 18 周内按需终止妊娠。
这些政策非常“成功”，导致生育率急剧下降。然而，政府未能预见到其长期后果。如今，新加坡正面临严重的人口崩溃，总和生育率已降至 0.87 的历史新低。政府现在不得不依靠引进大量移民来弥补劳动力缺口，但曾经的“反生育”观念已深入人心，鼓励生育的措施收效甚微。
一个警示而非典范
新加坡的住房危机和人口崩溃，都源于其引以为傲的单一管理模式。这套系统本应提供“高品质生活”和“自由”，但如今却在这两方面都显露出失败的迹象。
社会是复杂且不可预测的。任何相信自己能通过顶层设计来为民众创造幸福的管理者，最终都会被证明是失败的。新加坡的现状，与其说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典范，不如说是一个深刻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