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拜登执政期间，针对新冠疫情和国内极端主义的应对措施，将国家的信息控制权力推向了新的高度。政府与私营科技公司合作，利用为打击外国虚假信息而建立的审查机器，转而用于国内的政治斗争。这一过程通过数字审查、金融封锁和对“错误信息”的广泛定义，将信息控制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并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弹。最终，社交媒体平台对时任总统特朗普的封禁，揭示了一个数字时代的新现实：对信息流的控制权已成为一种实质上的主权。
两大驱动力：疫情与内乱
拜登政府时期，两大力量将“信息国家”的权力推向了极限：
- 新冠疫情的应对： 这不仅催生了庞大的反虚假信息机器，还将其控制力延伸到物理世界，深刻影响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 对国内极端主义的打击： 政府将用于反恐的手段，转向被指控为国内极端主义的美国公民。
与此前抽象的政治斗争不同，疫情期间的封锁和疫苗强制令直接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这使得信息控制不再是可选择忽略的新闻，而是切身的现实。
封锁政策与公众反弹
严厉且武断的政策激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例如：
- 禁止人们参加户外婚礼或探望临终的亲人。
- 用推土机填平滑板公园，阻止孩子们在户外玩耍。
- 长期的学校关闭导致了代际性的学习损失，对弱势儿童的伤害尤为严重。
- 政治精英和上层阶级公然无视他们自己制定的限制。
政府官员并未将这种反弹视为合法的民主异议，而是将其看作 不受监管的错误信息助长了国内极端主义 的证据。作为回应，他们加倍推行同样的政策，收紧信息控制，并引入了“去银行化”（debanking）等新的数字惩罚手段，切断人们与自己金融账户的联系。官方的压制和民众的反抗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使双方都变得更加激进。
我们不仅在抗击一场流行病，我们还在抗击一场‘信息疫情’。假新闻比病毒传播得更快、更容易，而且同样危险。
“权威信息”的随意性
在疫情爆发初期，世界卫生组织（WHO）就宣布了一场“信息疫情”（infodemic）的存在，并称其与病毒本身“同样危险”。作为回应，所有主要科技平台——包括谷歌、Facebook、Twitter 等——联合承诺将打击关于病毒的“错误信息”，并“提升权威内容”。
然而，所谓的 “权威信息” 极不可靠。卫生当局的建议频繁变动，意味着“错误信息”的定义也日新月异。
- 口罩政策： 美国疾控中心（CDC）在两年内至少三次改变其关于口罩的政策，从最初不鼓励使用到强制推广，再到最后承认大多数人使用的布口罩无法阻止病毒传播。
- 病毒起源： 当参议员汤姆·科顿提出病毒可能从武汉实验室泄漏时，主流媒体迅速将其斥为“已被揭穿的阴谋论”，Facebook 也因此禁止用户讨论该理论。一年后，当这一理论变得可信时，Facebook 才悄悄地撤销了禁令。
尽管公共卫生当局的立场前后矛盾，但反虚假信息领域的专家们却总能灵活地将每一项新的声明都当作道德命令和既定科学来强制执行。
从“虚假信息”到“有害信息”
为了应对那些虽然真实但不利于官方利益的言论，信息监管者创造了一个新的类别。
“有害信息”（Malinformation）被定义为“基于现实，但被用来对个人、组织或国家造成伤害”的言论。
这一定义使得审查真实信息成为可能。拜登政府上任第一个月，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就将其任务从关注外国虚假信息，转向关注国内的 “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有害信息”（MDM）。审查真实但被认为“有害”的言论的权力，在未经任何立法辩论的情况下，成为了网络社会的新法则。
信息控制即主权
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后，信息控制的力量得到了最极致的展现。与数月前受到精英阶层广泛支持和同情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抗议活动形成鲜明对比，对国会山事件的反应是迅速而果断的。
- Facebook 和 Twitter 先后 永久封禁了时任总统特朗普的账号。
- PayPal 和 GoFundMe 等金融平台也迅速切断了与抗议活动组织者及支持者的资金联系。
这一系列协调一致的数字封锁行动，揭示了一个在美国正式政府之外运作的新权力结构。一个由硅谷科技公司组成的卡特尔，在几天之内就完成了国会四年都未能做到的事：让特朗普噤声。
拜登的就职典礼因此更像是一种形式。当特朗普失去直接与公众对话的渠道时，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这揭示了数字时代的一条基本权力法则：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拥有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