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数万名因抗议而被捕的囚犯下落不明，他们的家人在政府的信息封锁和持续的空袭双重威胁下艰难寻亲。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许多囚犯被转移到军事设施或秘密地点，处境愈发危险。家属们不仅要面对政权的恐吓，还要在战火中穿行，生活在绝望与恐惧之中。人权组织警告，伊朗政府正利用战争为掩护，加剧对异见人士的镇压、虐待甚至处决。
战火下的失联
2月底，诗人阿里·阿萨多拉希 (Ali Asadollahi) 在被捕后曾致电家人，称自己即将获得保释。然而，第二天美国和以色列开始轰炸伊朗，阿里从此音讯全无。
他的家人冒着空袭前往关押政治犯的埃文监狱，却被告知囚犯已被转移。他们前往伊斯兰革命法院询问，一名官员证实了转移的消息，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家人的群聊中充满了恐慌：
“他们被转移到别的地方了——我们不知道是哪里。” “我真的很担心——万一他们把人带到一个安全屋，然后再把那里炸了怎么办？”
不久之后，革命法院也遭到了空袭。阿里的姐姐沙林 (Shailin) 对此感到愤怒，她认为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让她的亲人陷入了独裁统治和死亡威胁的夹缝之中。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战争，这只是一个新的地狱。”
被加剧的危机
伊朗政府在镇压抗议活动中采取了残酷手段。具体的伤亡数字不详，但估计情况极为严重：
- 死亡人数估计在 7,000 至 30,000 人之间。
- 多达 50,000 人被认为关押在全国各地的设施中。
由于监狱人满为患、物资短缺，加上监狱本身可能成为军事目标，当局开始转移囚犯。这使得家属更难找到亲人，更不用说为他们提供帮助。囚犯被转移到军事区、警察设施或其他同样遭到空袭破坏的监狱。
一名曾被关押在埃文监狱的活动家写道，他感觉自己“被困在外国野兽和国内施虐者的爪牙之间，从一方被传递到另一方”。
以战争为名义的镇压
许多家庭担心，伊朗政权会利用战争作为掩护，在混乱中虐待或杀害他们的亲人。
人权组织负责人哈迪·盖米 (Hadi Ghaemi) 警告：“在如今的黑暗中，囚犯面临着被常规处决的真实危险。”
事实印证了这种担忧。在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一批囚犯因抗议生活条件而被警卫开枪打死。在库姆市，三名男子因被指控在抗议中杀害警察而被绞死。
与此同时，政府加强了宣传攻势，声称正在进行一场“两线战争”——一边对抗外国侵略，一边镇压国内的抗议者。警察局长警告说，任何响应“敌人”号召的人都将被视为敌人，并将面临更严厉的打击。
在混乱中寻找真相
战争导致了伊朗内部官僚体系的崩溃。许多警察和准军事人员逃离岗位，使得居民几乎无法报案寻找失踪人员。频繁的断网也加剧了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沙林和她的家人转向社交媒体和国际媒体求助。
- 她通过各种线索，利用卫星图像追踪弟弟可能被转移到的军事区。
- 她担心囚犯被用作人体盾牌。
- 她最终在国际笔会 (PEN International) 的帮助下公开发声，并发布视频呼吁援助，获得了超过一百万的观看量。
在舆论压力下，她的弟弟阿里最终获释。但更多家庭仍在黑暗中挣扎。
无法愈合的创伤
许多家庭成员长期承受着“心理折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尔吉斯·穆罕默迪 (Narges Mohammadi) 在狱中遭到殴打，并被剥夺了紧急医疗救治的机会。另一名囚犯阿明的母亲，为了探望儿子，连续三晚睡在监狱外的车里。在监狱被炸后，阿明在电话中哭着告诉母亲，他担心警卫会开枪射杀囚犯。
幸运的是，阿明最终获释回家，但他已经“变成了自己缩小后的版本”，沉默寡言，体重锐减。
对于那些怀疑亲人已经遇害的家庭来说，情况则更为绝望。一位名叫雷宾 (Rebin) 的父亲，在接到儿子被枪杀的匿名电话后，开始了永无止境的寻找。
“我拒绝穿上他们那套失败的制服，”他一边说，一边系上了一条鲜艳的领带。“这条领带是我用来撼动他们残忍统治的唯一武器。”
他在德黑兰的停尸房、墓地和警察局之间奔波，翻找着一袋袋尸体，形容这就像“翻阅一本恐怖之书”。他认为当局故意扣留信息，以此来折磨他。尽管面临情报人员的威胁，他仍未放弃寻找，他希望至少能亲眼见证这个政权的垮台，“这样我就会知道，我儿子的离去并非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