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底，14 岁的苏珊·桑塔格与好友梅里尔·罗丁前往洛杉矶拜访了流亡中的德国大文学家托马斯·曼。几十年后，桑塔格在名篇《朝圣》中将这次会面描述为一场令她感到“羞愧”的尴尬经历，认为这位文学巨匠在现实中显得平庸且言语乏味。然而，当年同行的友人罗丁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记忆。这种记忆的偏差不仅揭示了桑塔格如何通过文学加工来重塑自我形象，也反映了她从对偶像的盲目崇拜转向对现代主义艺术“原始力量”追求的智识演变。
记忆的修正与文学的加工
桑塔格在 1987 年发表的《朝圣》中，将这次会面设定在 1947 年，并称自己感到极度的羞愧。但通过其友人梅里尔·罗丁的证言和当时的日记记录，事实与她的叙述存在显著差异：
- 真实的时间： 会面实际发生在 1949 年 12 月 28 日，而非桑塔格笔下的 1947 年。
- 消失的第三人： 桑塔格在文章中抹去了另一位关键参与者——德裔学生吉恩·马鲁姆。实际上是马鲁姆利用家族联系打通了电话，而非桑塔格笔下那种“随机拨号”的鲁莽勇气。
- 羞愧 vs 敬畏： 罗丁回忆当时更多是“敬畏和畏缩”，而桑塔格在多年后将其定义为“羞愧”，这更像是成名后的作家对年少时“面对偶像时平庸表现”的自我清算。
幻灭：偶像与真人的落差
桑塔格对托马斯·曼的失望，很大程度上源于曼在现实中表现出的“普通人感”。
“这一切都带有羞愧的颜色……多年后，当我成为作家，我学会了对人和作品之间的差距更加宽容。但在当时，这种落差是毁灭性的。”
- 平庸的交谈： 桑塔格认为曼只会说一些陈腐的格言，缺乏洞见。
- 不自在的巨匠： 桑塔格发现曼并非她想象中那种高高在上的神谕者，他甚至显得有些紧张和过于刻意，试图迎合这些聪明的美国少年。
- 评价的转向： 随着时间推移，桑塔格对曼的评价一路走低。她转而崇拜普鲁斯特、卡夫卡和贝克特，批评曼的作品缺乏原始的爆发力，认为他过于依赖讽刺和显性的解释。
托马斯·曼的真实处境
虽然桑塔格在文章中嘲讽曼作为美国政治传声筒的“正人君子”形象，但历史背景显示，当时的曼正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
- 政治迫害： 当时正值美国反共狂热时期，曼因其左翼倾向受到攻击，甚至感叹美国正经历“令人震惊的道德衰落”。
- 创作瓶颈： 会面当天，曼正为一篇可能导致他“身败名裂”的激进文章而焦虑。
- 再次流亡： 1952 年，也就是会面后不久，曼再次选择离开美国，前往瑞士定居。
核心洞见：关于“伟大”的误解
这篇文章最终指向了一个关于艺术与现实的深刻矛盾。桑塔格的“羞愧”源于她希望偶像始终保持非人的神圣性，而曼的行为——表现得像个普通、礼貌且略显乏味的祖父——破坏了这种美学祭坛。
关键结论：
- 偶像的凡人化： 曼可能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保持“乏味”和“平庸”是一种保护机制，以此来对抗艺术中那种让人疯狂的魅力。
- 审美的政治化： 桑塔格后来追求脱离政治、纯粹美学的“坎普”（Camp）趣味，这与曼那种身负重担、作为民族代表的沉重感背道而驰。
- 成长的代价： 对桑塔格而言，这次“朝圣”的真正意义在于她杀死了心中的偶像，从而开启了她通往独立批评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