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经济增长停滞已成为一个严峻议题，尤其是在与美国对比时显得愈发明显。其根源复杂，并非单一因素造成。关键论点指向几个方面：首先，欧洲未能培育出像美国那样的科技巨头，这主要归咎于其僵化的劳动力市场，这种市场抑制了高风险、高回报的创新活动。其次，欧盟繁琐且碎片化的监管体系，如《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无意中增加了初创企业的合规成本，阻碍了其规模化发展。此外，高昂的能源成本和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也削弱了整体经济活力。尽管欧洲在生活质量和社會保障方面仍具优势，但其政治决策机制的僵化，使得必要的结构性改革难以推行，未来前景依然充满挑战。
症结在于缺乏科技巨头吗？
一个普遍的看法是，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财富差距源于欧洲缺少一个庞大的科技产业。数据似乎也支持这一点，如果将美国的“科技七巨头”（Magnificent Seven）从股市和研发投入等指标中剔除，欧美之间的差距会急剧缩小。
- 股市回报： 若剔除这七家公司，过去十年美国股市相较于德国股市的巨大领先优势几乎消失。
- 企业研发： 美国企业的研发投入是欧洲的两倍，但这一差距的三分之二也由这几家巨头贡献。
四家美国公司——Meta、亚马逊、谷歌和微软——每年的研发投入，是所有欧洲国家公共部门研发投入总和的两倍。
然而，将问题归结为“运气不好”过于简单。美国似乎拥有一种能够持续创造这类超高价值公司的能力。即使十年后出现新的“七巨头”，人们也普遍会押注它们将是美国公司，而非欧洲公司。这表明背后存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而不仅仅是少数几家公司的偶然成功。
欧盟的监管是罪魁祸首吗？
欧盟委员会近年来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上，推出了如《数字市场法案》（DMA）和《人工智能法案》（AI Act）等法规。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为了保护本土“幼稚产业”，为其提供对抗美国巨头的机会。
然而，这些监管的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
- 碎片化的执行： 欧盟的法规通常以“指令”（directives）形式下达，要求各成员国自行设立监管机构来执行。这导致了一个极其碎片化和高摩擦的监管环境。例如，在四项主要的科技法案下，欧盟已设立了 270 个不同的科技监管机构。
- 高昂的固定成本： 对于谷歌或 Meta 这样的大公司，它们有能力雇佣庞大的合规团队来应对复杂的监管。但对于规模较小的初创公司而言，这种合规成本是难以承受的负担，反而扼杀了创新。
- 扼杀规模化能力： 以《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为例，它严格限制了公司将为某一目的收集的数据用于另一目的。这直接阻碍了欧洲公司像美国同行那样，利用在一个领域的成功来拓展新业务，从而难以实现规模化。
事实证明，科技行业的颠覆性创新并不总是来自现有巨头。OpenAI 的 ChatGPT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作为一个全新的市场进入者，在没有任何现有用户基础的情况下，成为了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级科技产品。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欧盟监管所基于的“保护幼稚产业免受巨头挤压”的逻辑前提。
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僵化的劳动力市场
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欧洲经济停滞的核心在于其僵化且昂贵的劳动力市场。这种制度在渐进式创新的工业时代或许有效，但在需要快速试错和高风险投入的软件时代，则成为了致命的障碍。
欧美之间的真正分歧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恰逢软件产业兴起。软件行业的一大特点是高风险和高人员流动性，失败的项目和部门需要被迅速砍掉。
- 高昂的解雇成本： 在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国家，解雇员工的程序极其复杂且成本高昂。这使得公司在进行新的、有风险的投资时犹豫不决，因为一旦失败，相关的裁员成本将是巨大的。
- 惊人的成本差距： 据估算，解雇一名员工的成本，在德国是其 39 个月的薪酬，在法国是 41 个月，而在美国平均仅为 7 个月。
- 对增长的隐形税收： 虽然许多法规对小公司有豁免，但这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增长税”。一旦公司规模超过某个门槛（如 50 名员工），其面临的监管和劳工义务就会急剧增加，这严重抑制了企业做大做强的意愿。
在德国，一种名为“共同决定权”（co-determination）的制度要求大公司的监事会中必须有员工代表，并且在重大决策（如工厂重组）上需要获得“劳资委员会”（works council）的同意。这使得公司决策的重心偏向于保护现有员工的利益，而非追求长期的增长和创新。大众汽车公司自 1994 年以来就为德国员工提供工作保障，这在面临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时，严重削弱了其转型的灵活性。
能源与金融：其他拖累因素
除了劳动力市场，能源和金融领域的政策也对欧洲经济造成了拖累。
- 能源成本： 自 21 世纪初以来，欧洲的电价持续攀升，远高于美国。这主要源于欧洲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了更激进的政策，如大规模关停燃煤电厂、实施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等。虽然这些举措旨在环保，但也显著增加了所有企业的运营成本。
- 金融监管：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出台的《巴塞尔协议 III》等金融法规，对欧洲的影响远大于美国。这是因为欧洲的商业融资更依赖于大型银行，而美国的融资渠道更加多样化（如资本市场）。更严格的银行监管收紧了信贷，从而抑制了商业投资。
欧洲还有希望吗？
尽管前景黯淡，但欧洲并非一无是处。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安全的地区之一，拥有高品质的生活、美丽的城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此外，欧洲在某些领域依然拥有世界顶尖的公司，如荷兰的 ASML（芯片光刻机制造商）、法国的 空中客车（飞机制造商），以及在视频游戏等特定科技领域也表现出色。
潜在的改革路径是存在的：
- 劳动力市场改革： 丹麦的 “灵活保障”（flexicurity） 模式提供了一个范本。该模式将宽松的雇佣法规（企业可以轻易解雇员工）与慷慨的失业保障及积极的再就业培训相结合，既保护了工人，又维持了企业的灵活性。
- 能源政策调整： 面对能源成本压力，一些国家可能会重新考虑核能，或者在民粹主义浪潮下转向化石燃料。
然而，实现这些改革的政治障碍巨大。欧洲主流政党为了将极右翼排除在权力之外而组成的“大联合政府”，往往导致政策上的相互掣肘和瘫痪。同时，布鲁塞尔复杂的“三方会谈”（trialogue）决策机制，常常导致立法被少数热衷于特定议题的技术官僚所主导，缺乏对经济全局的考量。
这种决策过程被形容为一种 “由爱好者治理” 的局面，例如，负责环境的委员会成员推动了禁售燃油车的法案，而并未充分考虑其对德国汽车产业的巨大冲击。这种机制使得系统性的自我纠错变得异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