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尔提出的“开放社会”理念，主张普世主义和个人主义以对抗集体主义。然而，这一理想在实践中演变为一种精英阶层的“奢侈信仰”，它刻意忽视大规模移民带来的社会撕裂与安全问题。通过将所有非个体选择的社会关联（如家庭、民族）视为有害的，该理论将社会关系抽象化和官僚化。更进一步，它隐含着一种帝国主义倾向，主张通过跨国机构干预主权国家，以推行全球化和开放边界，最终试图建立一个同质化的世界，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具有极权主义色彩的乌托邦。
“开放社会”的诞生与对立
卡尔·波普尔在 1945 年提出“开放社会”概念，将其作为对抗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自由民主”方案。其核心是将社会分为两类：
- 封闭社会: 指的是带有“魔幻、部落或集体主义”色彩的社会。
- 开放社会: 指的是个人能够面对并做出个人决定的社会。
在这种框架下，任何形式的群体归属和政治边界都被视为“封闭”的，而对立面则是基于普世“人权”的个人主义。这一理念最初是为对抗二战时期的敌人而生，但后来演变成一个永恒的道德指令，即消除所有具体的、有边界的政治社群。
波普尔认为，开放社会的对立面是部落主义和魔法，或是某种抹杀个人的集体主义。
精英的“奢侈信仰”
“开放社会”的拥护者将现实分歧简化为“开放”与“封闭”的心理对立，并将“封闭”视为一种道德缺陷。这种观点成为了一种协调精英阶op'd的工具，他们通过刻意无视社会现实来彰显自身的优越性。
这种理想不仅忽视了大规模移民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从中汲取力量，因为它本质上是对普通人经验的“有原则的否定”。
- 社会结构变薄: 多元化导致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所说的“龟缩”现象，即人们退回更深的孤立中。
- 安全问题: 包括性暴力犯罪率上升等问题被系统性地忽略。
- 成本转嫁: 精英阶层拥抱“开放社会”是一种奢侈信仰，因为这种理想所要求的放弃和代价，最终都由他们所统治的普通民众来承担。
个人主义的极端化
波普尔似乎有意忽视了社会中存在大量非恶意的群体关联，这些关联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他直接从纳粹和共产主义的威胁跳到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作为解药，这种思维显得过于简单和被动。
在他看来，任何已建立的、外在于个人意志的秩序都会损害自由。家庭、民族等非个人选择的约束性关联被视为有害的。
“开放社会将是一个由脱离社会的单子（monads）组成的社会。”
因此，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抽象”。波普尔甚至预言了一个人们通过电报交流、乘坐封闭汽车、通过人工授精繁衍的社会。这种对人的“无差别”假设，将社会成员视为可互换的人力资源，为官僚主义统治铺平了道路，因为它所管理的对象正是这种“没有特质的人”。
开放的帝国主义
波普尔承认，实现“开放社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帝国主义项目。他认为，要超越“部落主义的排他性”，某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是必要的。他以雅典帝国为例，将伯罗奔尼撒战争描绘为“开放的”雅典与“封闭的”斯巴达之间的冲突。
- 美化帝国行为: 波普尔将雅典的帝国统治美化为“自由”的，并指责所有对雅典帝国主义的批评都是“反民主”的反动思想。
- 强加同质化: 雅典向萨摩斯岛提出的“成为雅典人”的提议，被波普尔视为一种慷慨。这与今天某些跨国机构指责匈牙利等国“顽固独立”的论调如出一辙。
- 消解政治边界: “部落主义”这个词被用来贬低任何坚持政治边界的主张。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由开明者管理的、无政治的“普遍同质化国家”。实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开放边界、全球劳动力市场和频繁的军事干预。
尽管波普尔声称反对导致极权主义的乌托邦，但他自己对“后政治”状态的期盼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且需要一个不允许任何退出的全面帝国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