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交流方式正在从以书写和阅读为中心的“识字时代”，回归到一种更具对话性和互动性的“口语时代”。这一转变由数字媒体和社交平台驱动，使我们的沟通更像古代的口头文化，强调即时互动和社交性。这种回归深刻影响着社会，例如在政治领域催生了更具表演性的“重角色”，并因媒体揭示了专家和领导者的“后台”面貌而引发了信任危机。然而，人工智能的出现为这一趋势增添了变数，它虽然提供对话式交互，但其本质更偏向于独立和私密的思考，可能预示着“识字文化”的某种回归。
口语时代的回归
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类的沟通方式正在变得越来越“口语化”。这不单指人们用嘴巴说得更多，而是指无论是口头还是数字形式的交流，都越来越具备对话的特征，仿佛回到了文字普及之前的时代。
在口语文化中，由于无法记录和查阅信息，人们的思维和沟通方式完全不同。为了便于记忆和传播，信息被优化为有节奏、押韵、不断重复的形式，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病毒式传播”。
正如古代史诗有固定的沟通模式，今天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现象——信息被打包成易于记忆和重复的片段——与荷马时代的特征非常相似。我们正回归一种更强调“一来一回”的互动沟通方式，这正在改变我们的思维。
口语思维 vs. 识字思维
识字的发明彻底重塑了人类的意识。它允许我们独自写作、独自阅读，并发展出无法单靠记忆完成的复杂抽象思想，如微积分和物理学。
口语思维：本质上是 社交性 的。在对话中，人们的目标往往是给他人留下印象、胜过对方，或是为了在群体中显得更酷而贬低某人。知识是公共的，学习必须在群体中进行。
识字思维：带来了 独处的特权。独自与文字互动，可以让人进行更内省、更理性的思考。作者在写作时可以不必考虑读者的即时反应，这为深思熟虑和逻辑推理创造了空间。
“从声音的圆形世界，人们逐渐走向线性的、因果的思维方式，模仿着书写和印刷的线性线条。”
识字技术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能瓦解部落化”的技术，因为它将知识从必须集体共享的模式中解放出来。
数字口语：一个混合时代
我们正处在一个混合阶段，有人称之为 “数字口语”。当代的数字话语具有极强的沉浸感，即使我们在“阅读”互联网，感觉也更像是在“聆听”。
- 口语特征：电视、广播、TikTok 和社交媒体本质上都是口语化的，强调即时性和对话感。
- 识字特征：与纯粹的口语不同，推文和视频会留下 可记录和可传播的痕迹，这又使其具备了识字时代“记录”的特点。
然而，这种数字档案是脆弱的。信息会消失，图片和视频可以被伪造。这反而又回归了口语文化中“历史是可塑的”特性。在口语文化中，当某个事实或历史叙事不再方便时，人们会创作一首新的诗歌来替代它。
政治中的“重角色”与信任危机
口语时代对政治和公众人物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重角色”的兴起：口语文化偏爱“重角色”（Heavy Characters）——那些形象夸张、引人注目、甚至有些怪诞的人物，如神话中的独眼巨人或美杜莎。现代政治中，特朗普（以其著名的绰号和夸张风格）和埃隆·马斯克都被视为“重角色”。相比之下，肯尼迪和奥巴马则属于更冷静、内敛的“轻角色”（Light Characters）。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角色”的时代。
专家信任危机：电子媒体模糊了公众人物“台上”和“台下”的界限。媒体学者约书亚·梅罗维茨在1985年就预见到，电子媒体会让我们看到领导和专家作为普通人的缺点和错误。
“我们越来越依赖‘专家信息’，但媒体对‘专家’作为凡人的普遍曝光，削弱了我们对他们作为个体的信任。这让我们对权力产生不信任，同时又无助地依赖于那些我们不信任的人。”
当人们发现一个政治人物在不同场合言行不一（即“代码转换”）时，就会认为他很虚伪。像特朗普这样在任何场合都保持一致风格的人物，反而被视为一种“真实”，迎合了我们对角色一致性的渴望。
AI：识字文化的反击？
人工智能的出现让这场讨论变得更加复杂。过去，文字是无法回应的，但现在你可以和AI就一段文字展开对话。
“如果你向一个人提问，你会得到解释；如果你问一段文本，你得到的只是那些引发你问题的、同样愚蠢的词语。”
AI改变了这一点，它让文本变得可以互动。然而，这种互动又与人类的社交对话截然不同：
- AI对话是非对抗性的：AI不会侮辱你、用梗图和你交流，或者试图在对话中胜过你。它通常非常顺从和礼貌。
- AI互动是私密的：与AI的交流更像是自言自语或白日梦，是一种向内的、孤独的体验，而不是像在社交媒体上那样被推到陌生人面前。
因此，如果说社交媒体是“口语文化”的复仇，那么人工智能时代可能更像是 “识字文化”的反击。它虽然形式上是对话，但体验上更接近于识字时代所推崇的 独处和内省，可能将我们从公共的喧嚣拉回到私密的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