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将我们的生活割裂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在工作中，我们高度服从、受人支配；但在工作之外，我们则享有极大的个人自主权和丰富的选择。这种“工作高压”与“生活自由”并存的状态，是通过牺牲部分个人尊严换取物质财富的结果。然而，这种生活方式导致非工作领域的文化变得低效和不适应，长此以往是不可持续的。我们最终可能面临三种结局：文明衰落并被保守宗教社群取代，生活被资本主义组织全面接管，或是滑向某种形式的极权统治。
现代人的“服从困境”
与古人相比，现代人在工作中体验到更强烈的“服从感”。这并非因为命令的总量增多，而是因为命令的性质和来源发生了变化。
- 命令来源的变化： 古代的命令多来自地位远高于自己的领主或长官，人们不易产生竞争感。现代职场中，命令通常来自与我们年龄相仿、背景相似的同级或前同事，这会激发强烈的竞争心理和被支配感。
- 命令的频繁与新颖： 古人的工作内容相对固定，很少需要新的指令。现代工作则充满了需要不断适应的新任务和新命令。
- 学校的“驯化”作用： 现代教育体系的一个功能，就是让我们从小习惯于接受来自权威的、频繁的指令和评价，为进入等级森严的职场做准备。
我们的祖先若看到我们在工作中的顺从，会为我们感到羞耻；他们的自尊心无法接受如此清晰和频繁的等级压制。
工作与生活的“精神分裂”
工业革命带来了高效的组织化生产，人们曾担心这种 regimentation（严格管理）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极权主义。然而，现实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 工作中的高度受控： 在公司和组织内，我们遵守严格的规则和层级，以换取高效的生产力和丰厚的物质回报（如财富、健康和安全）。
- 生活中的高度自主： 在工作之外，我们用财富来购买“非标准化”的生活。我们追求个性化的服饰、住房、饮食和社交，拒绝被统一安排。这是一种成本高昂但我们乐在其中的生活方式。
- 现代社会的根本矛盾： 与祖先在工作和生活中体验到相似程度的支配和贫困不同，现代人过着一种“精神分裂”的生活——工作时极度受约束，下班后则极度自由。
不可持续的文化与未来出路
这种工作与生活的分裂，导致了文化演进的失衡。
- 工作领域： 在资本主义竞争的驱动下，工作领域的文化不断朝着更高生产力的方向进化。
- 非工作领域： 在个人化、情绪驱动的非工作领域，我们的文化实践（如育儿、社交、消费等）正逐渐走向不适应 (maladaption)，因为它们脱离了自然选择的压力。
这种不适应的文化虽然令人愉悦，但终究无法持久。忽视选择压力从来都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策略。
这种状况是我们最根本的现代问题。它最终可能导向几种令人不安的结局：
- 文明衰落： 主流文明因文化衰败而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像阿米什人 (Amish) 那样组织严密、排斥个人主义的保守宗教团体。
- 资本主义全面掌控： 我们允许资本主义组织进一步掌控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可能实现许多人担心的“极权乌托邦”。
- 其他形式的极权： 在寻求文化适应性方案的过程中，也可能无意中创造出新型的极权社会。
除非我们能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案，否则这些看似遥远的未来可能就是我们后代必须面对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