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之所以在创新上落后于美国，尤其在科技领域，一个核心原因在于其严格的劳动法规。这些法规使得解雇员工的成本异常高昂，导致企业为规避风险而不敢进行高风险的创新尝试。最终，这种制度抑制了整个经济体的活力。相比之下，美国灵活的劳动力市场鼓励企业试错。解决方案并非全盘照搬美国模式，而是可以借鉴部分欧洲国家已在实践的“灵活安全”（flexicurity）模式，即在保障员工收入安全的同时，降低企业调整和创新的阻力，从而重塑欧洲的创新能力。
创新的代价：为什么解雇成本是关键
欧洲和美国的差距并非源于研发投入不足或税收过高，根本区别在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解雇一名员工的成本在德国和法国可以达到美国同等水平的四倍以上。
- 法律强制的遣散费： 欧洲多国法律规定了高额的强制性遣散费。例如，在德国，企业因业务需要解雇员工，需按其服务年限支付遣散费。
- 复杂的解雇程序： 德国的《解雇保护法》要求企业在裁员时进行“社会选择测试”，必须优先解雇年龄较轻、工龄较短、家庭负担较小的员工，而非业务上最不需要的员工。
- 工会的巨大权力： 许多欧洲企业设有“工会委员会”（works council），该组织对裁员等决策拥有一票否决权。例如，大众汽车的工会曾成功阻止了公司的成本削减计划，并确保了就业岗位直至 2030 年。
这些规则——遣散费、谈判期、工会委员会、收购和等待期——共同给试图解雇员工的欧洲公司带来了高昂的成本。
由于重组成本过高，公司宁愿用巨额补偿来“贿赂”员工自愿离职。例如，拜耳公司曾向长聘员工提供长达 52.5 个月（超过四年）的工资，以换取他们主动辞职。
综合来看，一次企业重组在德国或法国平均每解雇一名员工的成本相当于 31 到 38 个月的工资，而在美国，这个数字仅为 7 个月。
高风险，低回报：创新如何被扼杀
创新本质上是充满实验和失败的过程。对于欧洲公司而言，一次创新尝试失败的代价远高于美国同行，因为除了投资损失，它们还必须承担巨额的遣散费用。
- 奥迪的教训： 奥迪曾推出电动 SUV E-Tron，但因销量不佳而停产。关闭比利时工厂时，公司花费了 6.1 亿欧元用于遣散费，平均每位员工超过 20 万欧元。这一笔费用甚至超过了工厂本身的资产价值。此后，奥迪高管表示，未来的类似项目将在墨西哥的工厂进行。
- 大众的转型困境： 大众汽车在向电动车转型时投入了 500 亿美元，但由于内部软件开发混乱和无法有效调整劳动力，最终不得不向美国初创公司 Rivian 投资 50 亿美元以获取其核心技术。公司内部根深蒂固的“终身雇佣”文化使其难以适应快速变化。
- 诺基亚的错过： 尽管诺基亚很早就开发出了智能手机原型，但由于害怕承担重组的巨大风险和成本，最终未能推动必要的软件创新，错失了整个时代。
如果解雇员工的代价很高，雇主就会避免创造那些未来可能需要裁撤的岗位。创新涉及实验和风险，因此创新领域的岗位比其他岗位更容易被裁撤。
这种环境也抑制了风险投资。欧洲风投的回报率中位数比美国低了约五个百分点，这表明问题不在于缺少资本，而在于缺少值得投资的高回报机会。
小公司难以长大
欧洲各国通常会对小型初创企业豁免部分严格的劳动法。但一家成功的初创公司终将成长为大公司，届时它将同样受到这些规则的束缚，这限制了其扩张和进一步创新的能力。
- 人才外流： 许多有潜力的欧洲公司选择离开。例如，荷兰成功的初创公司 Bird 为了避免设立工会的法律义务，其创始人将公司迁至纽约、新加坡和迪拜。
- 收购市场疲软： 欧洲公司很少收购其他公司，尤其是美国初创公司，因为收购方同样要承担僵化的雇佣规则带来的风险。
据估计，美国 11% 的科技创业公司都有一位欧洲联合创始人。这表明欧洲并不缺乏创业精神，问题在于他们选择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创业。
解决方案：保护收入，而非岗位
欧洲要想重获创新活力，无需完全放弃其社会模式，而是可以借鉴一些成功国家的“灵活安全”（flexicurity）经验，核心是将保障重点从“工作岗位”转向“工人收入”。
- 丹麦模式： 允许雇主相对自由地解雇员工，但被解雇的工人可以获得长达两年、高达其先前收入 90% 的慷慨失业保险。政府同时大力投资于再培训和再就业激励。
- 奥地利模式： 工人拥有一个便携式储蓄账户，由雇主供款，用于支付其遣散费。这大大降低了公司重组的直接成本。
- 瑞士模式： 拥有慷慨的公共安全网，但没有强制性的遣散费规定。
这些劳动力市场更灵活的经济体，如丹麦和瑞士，恰恰是欧洲的创新重镇，诞生了诺和诺德、罗氏、雀巢等巨头。
欧洲可以采取渐进式改革，例如，仅对收入超过某一阈值的员工实行更灵活的劳动规则，就能在不牺牲社会保障根基的前提下，极大地激发市场活力和创新潜力。欧洲曾经是世界汽车工业的领导者，只要进行正确的制度改革，它完全有能力再次拥有自己的“特斯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