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美国的进步运动依赖教会作为其道德和组织中心，但随着年轻自由派变得日益世俗化，大学已经取代了教会，成为自由主义道德想象的核心。然而，大学作为社会正义运动的孵化器存在根本性缺陷：其固有的精英性质排斥了大多数人，导致社会运动的诉求往往局限于校园内部的局部改革，而难以挑战更广泛的社会体系。最终，这些运动的成果大多在学术界和企业层面被“精英捕获”，未能实现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从教会到大学的转变
历史上，美国的社会进步运动，如民权运动，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会提供的组织基础、道德清晰度和崇高目标。然而，如今的年轻自由派已大规模地离开教会。
- 大学成为新的道德中心：对于许多中上层阶级的年轻人来说，大学是他们第一次被告知自己是某个社群的一部分，并被灌输一套道德和伦理准则的地方。
- 工会的衰落：除了教会，工会也曾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随着工会工作岗位的减少，其影响力也随之下降。
- 因此，大学不仅取代了教会，也填补了工会留下的空白，成为培养自由派价值观的主要场所。
既然大学已经成为美国社会正义运动的孵化器，那么它是否能胜任这份工作？
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应争论大学应该推崇哪种意识形态，而应从根本上质疑，大学是否应该扮演这种角色。
大学作为道德中心的根本局限
大学不仅不擅长孵化社会正义运动，而且由于其结构性问题，反而会限制运动的有效性。
- 精英主义与排他性：顶尖大学的设计初衷就是排外的。它们将学生塑造成“未来的领导者”和“最优秀的人”，这本身就与平等的政治理念相悖。这种环境鼓励了一种目光短浅的行动主义，即要求许多改变，却从不挑战那个赋予他们崇高地位的系统本身。
- 运动视野受限：学生运动往往将精力集中在他们能够实际改变的事情上——也就是大学生活本身。
- 例如，反种族隔离运动的主要诉求是要求大学改变其投资策略。
- 六七十年代的校园运动则致力于在大学内部设立族裔研究系。
- 这种务实的做法虽然可以理解，但它限制了运动的道德视野和变革潜力，使其停留在对体系的边缘修补上。
最终结果：“精英捕获”
这种由大学主导的社会运动模式，其最终结果往往是一种被称为“精英捕获”的现象。
“精英捕获”（elite capture）指的是，一个意图良好的、旨在解放大众的思想，在传播过程中被文化和经济上的富裕阶层所利用，最终沦为解决他们内部纷争的工具。
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发生后，其能量和诉求会被由精英大学毕业生主导的媒体、学术界和政治体系所“处理”。
- 抗议者走上街头，并非为了改变美国银行的多元化数据或某所大学的教员构成。
- 然而，在抗议的浪潮退去后，持久的变化却主要发生在企业的HR部门和学术界内部。
- 这不禁让人反思：大学这种新型“教会”是否从一开始就教导人们，如何在不真正颠覆其等级制度的前提下，和平地解决内部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