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CHIPS 计划办公室的领导者们分享了法案成功的核心逻辑，认为其通过 25% 的投资税收抵免和 390 亿美元的补助，成功加速了半导体制造业回流美国，而非从零创造需求。他们提出，有效的工业政策应聚焦于关键、已受损且可通过补贴改变的产业。成功的关键在于国会设定宏大目标，同时给予执行机构高度的自由裁量权来设计具体方案，这比过度详细的立法更为有效。此外，他们强调必须克服因害怕失败而导致的过度风险规避（即“Solyndra 心态”），并需要建立政府与企业间的信任。最终，他们建议设立一个常设机构来持续推动经济安全战略，尽管承认复制 CHIPS 计划的成功是极其困难的。
成功的关键：加速而非创造
CHIPS 法案的成功并非必然。虽然 AI 崛起带来了巨大的芯片需求，但法案的核心作用是决定了这些新工厂将在哪里建造。如果没有 CHIPS 法案，大部分产能依然会建在亚洲。
- 投资税收抵免 (ITC)：提供 25% 的投资成本抵消，这是一个强大的基础性补贴，为企业提供了明确的财务激励。
- 390 亿美元补助：由 CHIPS 办公室管理的直接拨款，与税收抵免协同作用，进一步降低了在美国建厂的巨大前期成本。
- 贴近客户：美国拥有全球主要的半导体客户（如苹果、英伟达等），将制造基地设在客户附近符合商业逻辑。
一个巨大的全球晶圆厂产能扩张来满足 AI 时代的需求是不可避免的。CHIPS 法案最终决定的是这些晶圆厂将在哪里建造，以及我们是否能在这里获得相当大的一部分。
设计有效工业政策的三大原则
在决定政府是否应该介入某个行业时，Todd Fisher 提出了一个清晰的评估框架。一个产业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政府的补贴才算合理。
- 关键的 (Critical)：它必须对国防、民生或未来的关键技术至关重要。
- 已受损的 (Compromised)：该产业的供应链必须存在明显弱点或被他国控制，对国家和经济安全构成威胁。
- 可改变的 (Changeable)：政府的补贴或激励措施必须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该行业的经济格局，使其在美国具有长期可持续性。
半导体产业完美符合这三个标准：它是几乎所有现代技术的基石；此前美国在尖端逻辑和内存芯片制造上占比为零；并且由于其高度自动化，通过补贴前端建设成本，可以实现长期的运营竞争力。
执行的艺术：自由裁量权与明确目标的平衡
CHIPS 法案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立法结构：国会设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重振美国芯片制造业），并提供了一大笔资金，但将如何实现的具体细节留给了执行机构。
- 优势：这种模式允许执行团队根据行业特性和实时动态，灵活设计最有效的激励方案和申请流程。他们能够深入研究，制定出被称为“成功愿景”的详细计划，并以此为标准进行自我约束和评估。
- 风险：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可能导致目标模糊或滥用。但 CHIPS 的成功表明，在一个明确界定的行业内（如半导体），这种授权是高效的。
- 对比：相比之下，一个笼统的“经济安全基金”可能因为目标过于宽泛而难以执行。而像《通胀削减法案》(IRA) 这样由众多不同目标和工具拼凑而成的法案，其整体战略的连贯性也更具挑战。
如果你用太多细节来立法，你就会错过执行和实施中那些至关重要的细微差别。我们很幸运能够拥有从头开始设计它的灵活性。
克服“Solyndra 心态”：拥抱风险
在政府项目中，对失败的恐惧是一个巨大的障碍。Solyndra 公司的失败案例被反复提及，导致官员们极度规避风险，这恰恰违背了设立这类项目的初衷。
“我们不能再有另一个 Solyndra” 成为了极度风险规避的潜台词。但政府资金的存在正是因为私人市场无法填补这个缺口，这意味着你天生就要承担比私人市场更多的风险。
- 政府的角色：政府投资的领域，本身就是因为风险太高，私营资本不愿进入。因此，部分项目失败是正常且应该被接受的。
- 组合思维：应该从整体投资组合的角度来看待成功与否。资助 Solyndra 的同一个办公室也资助了特斯拉。只要总体回报是正向的，并且战略目标得以实现，个别失败就不应成为阻碍。
- 接受代价：为了换取更高的效率和更快的速度，政府必须愿意接受交易中更多的结构性风险，例如简化繁琐的法律条款，而不是试图规避所有潜在问题。
防御性 vs. 进攻性工业政策
讨论的重点之一是将工业政策分为两类，这为思考未来战略提供了框架。
- 防御性政策：专注于弥补已知的弱点和“卡脖子”环节。例如，解决芯片制造的短缺、应对关键矿产的依赖等。这是当前大多数讨论的焦点。
- 进攻性政策：着眼于未来，主动投资和塑造将成为下一代竞争优势的产业。例如，先进封装技术、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这需要政府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激励和引导创新。
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是如何利用工业政策来堵塞漏洞，还应关注如何利用它来思考什么将引领未来。
制度化的挑战：建立信任与吸引人才
CHIPS 计划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高素质、跨领域的专业团队，以及在政府与私营企业间建立的信任关系。然而，将这种模式制度化并使其可复制，面临着巨大挑战。
- 人才难题：政府机构很难持续吸引和留住顶尖的私营部门人才（金融、投资、行业专家）。CHIPS 计划的吸引力在于其任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但这是一种“一次性”的动员。
- 信任的脆弱性：企业在与政府打交道时，最大的担忧是政策的连续性。“我们信任你，但我们不知道一两年后谁会坐在你的位置上。”建立超越个人和党派的制度化信任是关键。
- 建立常设机构的构想：一个理想的模式是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DFC) 的独立机构，拥有专门的资金和工具，负责长期应对经济安全挑战。但这需要解决如何使其免受政治干预并保持高效运作的难题。
我们所做的事情很难回过头来说“那是可以重复的”。这对我们的国家来说，要取得长期成功，它不能是一次性的——它必须是可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