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等地的古怪个性正在消失。这并非源于直接的打压，而是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侵蚀了容纳他们的空间与宽容。过去，低廉的租金和宽松的社会氛围允许人们沉浸于独特的爱好中。如今，城市开发、房地产私有化以及文化变迁，导致公共空间被严格管理，不产生经济效益的古怪行为被视为麻烦。同时，社会越来越要求人们为自己的不同提供解释和标签，这使得真正的怪人被边缘化，最终导致文化变得更单一、可控，失去了往日的多样性与趣味。
真正的怪人正在消失
在伦敦，曾经有很多像在自家门外修理自行车的怪人，他们的存在构成了街景的一部分，周围的社区也会自然地适应他们。但如今，这些景象正在悄然消失。这不是因为明确的驱逐或冲突，而是因为容纳他们的社会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当一个国家失去它的怪人时，它也正在失去更重要的东西：对差异的包容能力。
在一个“几乎没人敢于与众不同”的社会里，文化正处于危险之中。
什么是真正的“古怪”？
过去的英式古怪并非为了博人眼球，它本质上依赖于一种权利：不被打扰的权利。
- 沉浸于热爱: 意味着可以深度、痴迷地投入某件事，而无需向他人解释、寻求批准，或将其包装成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 占据空间: 它理所当然地占据物理、社会甚至心理空间，并认为世界会围绕你进行调整。
- 毫不自觉: 这种古怪通常是无意识的、不切实际的，并且几乎完全存在于线下。
过去的社会对这种古怪持有一种观察但不打扰的态度。奇怪的行为被视为一种可容忍的、甚至值得珍惜的个人特质，前提是它不主动要求关注或认可。
曾经的沃土：空间与宽容
古怪文化的繁荣并非偶然，它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 社会传统: 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将隐私和不从众视为基本的公民权利，形成了一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社会契约。
- 经济条件: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伦敦不仅文化上宽容，物质上也相对宽松。低廉的房租意味着人们不必为了生计而优化自己全部的时间，从而拥有了发展古怪爱好的必要前提——时间。
空间与时间的挤压
在过去30年里，伦敦几乎完全消除了这种“闲余空间”。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被期望能产生可预测的经济价值。
- 经济逻辑至上: 地租被货币化，酒吧被改造成地产项目。任何不能证明其经济合理性的事物都被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 管理的公共空间: 当房地产被远方的金融实体拥有时，公共空间就成了需要被管理、抹平不规则之处的对象。怪人因其行为不可量化而成为一种负债。
- 私有化管理: 许多看似开放的公共广场实际上由私人安保巡逻，他们有权驱离任何“不寻常”的人，无论是摄影师、滑板手，还是只是无目的地闲逛的人。
那个有着生锈自行车和喃喃自语的怪人，成了一个麻烦。他并不危险，甚至算不上特别具有破坏性；他只是无法被量化。
文化上的不安：对“无标签”差异的排斥
除了经济因素，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们理解“差异”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英国社会对没有标签的怪异行为变得越来越不舒服。
- 需要解释的差异: 你可以与众不同，但前提是你得解释自己。你可以很奇怪，但必须让大家相信你的奇怪是无害且有意的。你不能只是纯粹地古怪，沉浸在别人无法理解的事情中。
- 身份政治的影响: 受美国文化影响，人们更关注一个人“是什么”（如种族、性取向），而不是他们“做什么”。差异不再是通过习惯和爱好偶然浮现的东西，而成了必须被声明和归类的东西。
- 网络文化: 在线上，任何兴趣都会被立即语境化、美学化和货币化。没有真正晦涩的癖好，只有尚未开发的“小众市场”。
表演式“怪异”与真正的古怪
一个真正的怪人不会自我标榜，他不会为观众表演自己的古怪。他只是过着自己的日子，常常忽略别人如何看待他。这恰恰是让现代文化感到不安的地方，因为它期望每一次偏离常规的行为都附带一份“新闻稿”。
今天的许多“怪异”感觉是空洞的，它们只是一系列旨在表明差异的姿态，却从不真正挑战社会容忍的底线。这不是真正的古怪，而是它的模仿品。
单一化的代价
一个无法容忍古怪的文化，最终会变得更狭隘、更脆弱、更痴迷于控制。它可能更高效、更可预测，但它也更不宽容、更缺乏惊喜，最终也更无趣。
伦敦仍然有各种各样有创造力的人和怪人，但他们越来越被迫将自己变得无害化、进行表演，或者干脆离开。当人们谈论古怪的消亡时，他们想象的是角色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但实际上，首先消失的是他们周围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