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左右两派的政策分歧并非源于统一的哲学原则，而是历史上不同利益联盟的产物。尽管双方在许多议题上立场对立，但这些立场会随时间变化甚至互换。有学者认为，所谓的左右派意识形态更多是部落认同的合理化，而非连贯的哲学。然而，左右两派在对平等和道德普遍主义等基本观念上确实存在根本分歧，这塑造了他们在具体政策上的持续对立。相信自身意识形态完美统一的想法（即意识形态本质主义）虽然加剧了党派对立，但其更大的危害在于阻碍了理性的政策讨论和创新。
意识形态是部落认同的伪装
许多学者认为，“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并非逻辑自洽的哲学体系。它们更像是为了两个对立联盟的利益而不断变化的辩护词。
历史联盟决定立场： 许多政策立场的捆绑并非出于哲学逻辑，而是历史偶然。例如，20世纪中期，基督教传统主义者和自由意志派商人在共和党内结盟，于是，反堕胎和减税都被视为捍卫美国价值观的核心。
部落定义意识形态： 正如学者海勒姆和弗兰·刘易斯所说，意识形态本身并不能解释双方的立场组合。
意识形态不定义部落，是部落在定义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本质主义”的危害： 这种认为所有立场都源于同一核心道德原则的信念，被称为“意识形态本质主义”。它让人们不再就事论事地思考具体问题，并将所有政治分歧简化为善恶对抗，从而加剧了党派冲突。
政策立场的摇摆不定
用来证明意识形态并非固定不变的证据有很多，其中最有力的是政策立场在历史上的反复横跳。
自由贸易： 在19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进步派支持自由贸易。后来，随着外国竞争损害了美国工会利益，左派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如今，当特朗普将关税变成保守派议题后，自由派又开始重新拥抱经济国际主义。
立场不断切换： 历史上，对言论自由、移民限制和军事干预等问题的立场，都曾在“进步”和“保守”之间来回切换。
无法统一解释： 任何试图定义左右派本质分歧的框架（如“平等 vs. 阶级”、“大政府 vs. 小政府”）都难以自圆其说。例如，控枪政策究竟是促进平等（因为枪支暴力更多伤害弱势群体）还是加剧不平等（因为它增加了国家与公民间的权力失衡）？这并没有一个客观答案。
真正划分左右派的根本分歧
尽管许多立场是随机组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左右派之间毫无根本分歧。在不同国家和时代，一些核心的政策组合反复出现，这背后存在着更深层的道德直觉。
对平等的态度： 相比保守派，左派显然更致力于减少历史上受压迫群体的劣势。这一道德承诺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各地的左派都倾向于更支持：
- 收入再分配（缓解阶级不平等）
- 同工同酬立法（缓解性别不平等）
- 反歧视法（缓解种族不平等）
道德普遍主义 vs. 道德特殊主义： 双方的另一个分歧在于“道德普遍主义”的程度，即一个人对陌生人的信任和利他倾向。
- 普遍主义者倾向于将道德关怀更均匀地分布给家人、同胞乃至全人类。研究表明，这类人更可能在移民、对外援助和国内福利问题上持有左派立场。
- 特殊主义者则认为，应优先照顾家人、朋友和同胞，而不是陌生人。许多保守派认同这一观点，并认为进步派未能充分优先考虑自己人。
意识形态的真正问题：阻碍优质决策
即使人们不再相信意识形态是完美统一的，党派冲突也不会消失，因为双方在世界观上确实存在真实分歧。然而，“意识形态本质主义”的真正危害在于它破坏了党派内部的有效决策。
为了让一个政治团体能制定出真正符合其原则的政策，它必须鼓励内部的异见。
将技术问题道德化： 这种信念将复杂的、技术性的政策辩论（如分区法规是否影响房价）简化为对核心道德原则的忠诚度测试。这减轻了人们独立思考的负担，但也阻碍了对事实的探究。
压制内部异议： 当一个利益集团的议程被等同于“正义”本身时，党派内部的反对声音就会被压制。例如，如果减税等同于捍卫自由，那么就没人会去关心保守派的工薪阶层是否会因此受损。
最终，要建立一个真正有原则的政治平台，前提是首先要认识到，没有任何平台是完美自洽和绝对正确的。只有当人们可以在不被驱逐的恐惧下挑战自己阵营的正统观念时，这个阵营才有可能发现自身的错误和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