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由技术精英主导治理的理念正在硅谷复兴，并与政治权力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盟。这种“技术官僚统治”思想源于20世纪初，主张由技术专家取代政治家来管理社会，但该运动在30年代后逐渐衰落。如今，科技巨头们凭借其资本和数据优势，正在重拾这一梦想，他们或选择与国家深度融合，或主张“退出”建立新的主权实体，但其核心都是用技术理性和效率取代民主进程，最终目标是塑造一个由技术专家掌控的未来。
新联盟：科技资本与国家权力
近年来，科技资本与美国政府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硅谷的领袖们，从前对政治不甚热情，现在却积极寻求与权力结盟，以换取政府合同和更少的监管。
- Palantir 公司：其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公开主张科技与国家的融合，并将“曼哈顿计划”视为典范，即技术应全面应用于权力杠杆的各个方面。该公司已深度参与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的监控与国防系统。
- OpenAI、Meta 和谷歌：这些科技巨头也纷纷效仿，寻求与政府的合作，例如将 AI 平台整合进国防部的项目中。
这种共生关系的基础是，政府视硅谷为实现其全球技术霸权目标的延伸，而科技公司则视政府为获取资源和合法性的保障。
在他看来，美国唯一持久的未来就是科技与国家的融合。
技术官僚主义的历史渊源
“技术官僚统治”，即由技术专家进行统治的理念，其根源可追溯至一个世纪前的美国。
凡勃伦与工程师的崛起
20世纪初，美国处于工业转型的阵痛期。以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 (Thorstein Veblen) 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认为，社会变得过于复杂，不能再交由只顾自身狭隘利益的政治家和资本家管理。
凡勃伦批评资本家对“工业技术”一无所知，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扭曲了社会发展的优先次序。他认为，这些“无知的商人”必须被一个新阶层——技术人员所取代。
- 1921年，凡勃伦出版了《工程师与价格体系》，提出了建立“技术人员苏维埃”的构想，由工程师接管资本家的权力。
- 同年，“技术官僚主义 (technocracy)”一词被创造出来，并催生了名为“技术联盟 (Technical Alliance)”的组织，凡勃伦是其创始成员和精神领袖。
该联盟的早期成员意识形态混乱，唯一的共识是：资本主义效率低下，阻碍了工业社会的潜力。
霍华德·斯科特的群众运动
凡勃伦之后，一个名叫霍华德·斯科特 (Howard Scott) 的神秘人物将技术官僚主义从一个学术理念转变为一场群众运动。他缺乏科学资历，但拥有非凡的个人魅力和意志力。
1929年的大萧条为技术官僚主义的复兴提供了契机。斯科特重新组织了团体，并借助哥伦比亚大学的渠道发布研究报告，声称除非对生产消耗的能源进行彻底的重新分配，否则现有体系将崩溃。
这些观点迅速引发了公众的狂热追捧。
- 报纸称“技术官僚主义的福音正在学校、大学和教堂中传播”。
- 华尔街对此“紧张而担忧地关注”。
- 斯科特本人也一夜成名，成为社会名流。
然而，这场运动很快就因斯科特的资历受到质疑以及他在一次关键的公开演讲中表现拙劣而迅速衰落。到1933年底，这场狂热几乎已经消退，技术官僚主义运动也逐渐演变成一个带有法西斯美学的边缘组织，最终被世人遗忘。
核心信念：万物皆可衡量
尽管形式多变，但最初的技术官僚主义运动拥有一套核心信念：
- 科学应用于社会秩序：这是该运动的口号，认为社会可以也应该被数学化地计算、衡量和指导。
- 技术是革命的动力：他们不相信工人或国家，而是认为技术进步是历史的主要推动者。
- 社会工程：他们将社会视为一个可以被行为调节的生物体。公民的每一个习惯都将被量化和监控，以确保整个工业组织的平稳运行。
- 反民主与反资本主义：他们主张废除所有政治和政党，用能源券取代货币，并将所有工业集中收归国有，由技术专家委员会管理。
正如一位作家所言：“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推动力是技术。”
技术官僚主义 2.0：硅谷的新梦想
如今，“技术官僚”一词的含义已被泛化，常用来指代非政治性的专家。但其最初的意识形态内核，正在硅谷被重新激活。
两种路径：融合或退出
当代的技术官僚精英们不再像前辈那样反对资本主义，而是视自己为拯救和引导资本主义的天选之人。他们主要有两种实现路径：
- 与国家融合：以 Palantir 公司为代表，通过数据共享和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将自身整合为国家机器的关键部分。他们利用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向政府证明只有他们才拥有预测和优化社会的能力。
- 退出并建立新国家：以科技投资者 巴拉吉·斯里尼瓦桑 (Balaji S. Srinivasan) 为代表，他认为美国已经“过时”，硅谷应该“退出”并建立自己的主权领地。他将此称为“技术锡安主义”，设想这些技术乌托邦最终将联合起来，挑战传统民族国家。
有趣的是，斯里尼瓦桑设想其“网络国家”的公民穿着配套的灰色服装，这与20世纪30年代技术官僚运动的标志性颜色不谋而合。
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
无论是选择融合还是退出，当代技术官僚主义者都共享着相似的信念：
- 对民主的怀疑：以彼得·蒂尔 (Peter Thiel) 为代表的科技精英公开表示，他们“不再相信民主与自由是兼容的”。他们认为，普通民众（demos）阻碍了技术未来的发展。
- 崇尚垄断：蒂尔认为，竞争是“历史的遗物”，而垄断才能推动进步。这与老一代技术官僚主义者对产业集中化的渴望遥相呼应。
- 量化一切的理性主义：他们深受“理性主义”社区的影响，相信通过量化评估可以消除社会机体中的“认知偏差”，就像修复代码一样。这种信念是他们积累权力的主要杠杆，即无休止地收集个人数据。
今天的技术官僚们的梦想，是用同样的语言来表述的：所有的社会过程都是可测量的，因此可以被有效地优化和预测。
21世纪的技术精英们可能并不知道那场被遗忘的运动，但他们正在重现其核心思想。不同的是，他们不再需要群众集会的场面和说服，因为资本和数据已经赋予了他们直接行动的权力。这个古老的梦想被剥离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剩下纯粹的技术手段，服务于一个由精英掌控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