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在德国发现“红军派”成员丹妮拉·克莱特的事件，重新揭示了1970年代欧洲激进左翼与巴勒斯坦武装之间的历史联系。这段历史的核心是，西德的激进分子因对战后政治失望而转向暴力，而巴勒斯坦武装则因以色列的压倒性优势而寻求新的斗争方式。双方基于共同的马克思主义理念展开合作，通过劫机等极端手段试图颠覆现有秩序，这反过来催生了现代反恐策略的诞生。然而，随着世俗民族主义的衰落和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兴起，这场左翼革命的浪潮最终退去，为中东乃至全球政治留下了深远而复杂的遗产。
激进主义的联手
1970年代，对现状不满的西德激进分子和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找到了共同点。
- 西德激进分子： 他们将战后的西德视为由前纳粹分子管理的“美国资本主义殖民地”，对1968年抗议运动的政治成果感到失望，因此转向暴力。
- 巴勒斯坦武装分子： 在经历了1948年家园被毁和1967年“六日战争”的惨败后，他们对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失去信心，转而寻求更激进的道路。
双方的合作是互利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而欧洲人则为他们的事业带来国际关注度。他们短暂地共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汇和通过革命改造社会的浪漫信念。
双方的吸引力不难理解。巴勒斯坦人向欧洲人提供军事训练营的武器培训；欧洲人则为巴勒斯坦人提供宣传。
劫机时代与“革命机场”
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PFLP）的领导人瓦迪·哈达德将商业客机视为理想的袭击目标。在那个安检尚不普及的年代，劫机是一种能迅速吸引全球目光的“暴力新闻稿”。
- 莱拉·哈立德： 这位年轻的PFLP成员因在1969年劫持环球航空公司的航班而一举成名。她将飞机引至大马士革，释放乘客后炸毁了机头，成功地将巴勒斯坦问题推向了国际激进政治的前沿。
- “革命机场”： 1970年，PFLP同时劫持了多架飞机，并将它们降落在约旦的一处沙漠简易机场。他们将此地命名为“革命机场”，扣押西方乘客作为人质，这使得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看起来似乎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
德国“红军派”的介入
西德的激进组织“红军派”（RAF）对PFLP的行动印象深刻，并受邀前往约旦的训练营接受培训。
“红军派”的成员大多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背景，如知名记者乌尔丽克·迈因霍夫。然而，他们与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莱拉·哈立德曾觉得这些欧洲学生很天真，认为“在公共场合脱衣服、占领大学或对官僚大喊脏话”就是“革命”。
这种合作关系揭示了国际革命“武装斗争”的衰落，而非其实力。
尽管“红军派”在德国社会曾一度获得部分同情——1971年的一项民调显示，40%的受访者认为其暴力行为是“政治性的”——但其领导人相继在狱中身亡后，该组织逐渐被视为一种笑柄。德国著名导演法斯宾德甚至认为，“红军派”的挑衅非但没有削弱国家，反而让国家变得更强大。
国家的反击：反恐剧场的兴起
以慕尼黑奥运会惨案为转折点，西方政府意识到传统警务已无法应对复杂的恐怖袭击。他们开始放弃与劫持者谈判，转而训练精英部队进行反击。
“‘恐怖主义的剧场’现在有了对手，那就是‘反恐的剧场’。”
- 恩德培行动： 当一架法航航班被劫持至乌干达后，以色列派遣特种部队成功解救了人质，击毙了劫机者。这次行动成为了反恐作战的典范。
- 摩加迪沙行动： 德国政府也成功复制了这一模式。在一次劫机事件中，德国外交官通过虚假承诺拖延时间，为特种部队突袭并拯救乘客创造了机会。
与此同时，“恐怖主义”这个词本身也开始被用作一种政治工具，旨在将其与民族解放或社会正义等概念剥离开来。
从世俗民族主义到伊斯兰激进主义
1970年代末，中东的政治图景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世俗的、左翼的民族主义模式因经济衰退和政治失败而显露疲态，为伊斯兰运动的崛起提供了土壤。
伊朗的霍梅尼是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他巧妙地将左翼的“阶级”概念融入自己的演讲中，成功地将对现状不满的普通信徒与左翼力量结合起来，最终在1979年发动了震撼世界的伊斯兰革命。
尽管霍梅尼也自视为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者，但一旦掌权，他便迅速清除了曾帮助他夺权的左翼盟友。双方的合作基础——一个是伊斯兰视角，另一个是革命视角——从一开始就存在根本差异。
最终，对世俗抵抗力量的决定性打击来自以色列。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摧毁了巴解组织（PLO）的残余力量。抵抗的重心转移到巴勒斯坦本土，并催生了1987年的第一次大起义（Intifada），这场起义具有更深的民众基础，形式上更接近霍梅尼的革命。
1983年，一辆装满炸药的卡车撞向美国驻贝鲁特的海军陆战队营地，造成241名军人死亡。袭击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名年轻的伊斯兰激进分子。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激进伊斯兰主义取代了左翼革命，成为中东地区反抗美国势力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