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台中北屯社宅的《未来学家》公共艺术展为案例，探讨了公共艺术在社会住宅这类临时性社区中的新可能性。文章认为，公共艺术不应仅局限于营造“家”的温情或美化空间，更应拓展为探讨城市规划、居住正义等公共议题的平台。最终，文章批判了仅以参与人数等量化指标（KPI）来衡量艺术项目价值的做法，强调其真正意义在于促进社群对话、激发公民意识和持续的社会影响力。
公共艺术如何介入社宅？
通常，公共艺术被看作是公园里的雕塑或社区的节庆活动。但其理想不止于点缀环境，更在于用美学的方式探讨社会议题，鼓励公众参与，实践公民价值。因此，公共艺术的形式可以非常多样，甚至包括公民行动。
然而，将公共艺术带入社会住宅面临着独特的挑战：
- 居民流动性高： 社宅是暂居空间，居民来去匆匆。
- 缺乏社区意识： 居民背景各异，缺少共同的经验和记忆来构建社区认同。
- 参与意愿不确定： 居民不一定有时间或意愿参与艺术活动。
过去许多项目围绕 “家” 的想象展开，试图寻找共鸣。例如，在林口社宅，艺术家挖掘当地曾作为日军飞行场的历史；在广慈社宅，艺术家用蓝染旧衣物来展现不同的人生故事。这些项目通过家的温情与归属感，邀请人们分享个人经验，建立情感连接。
从“家”的温情到“未来城市”的提问
虽然“家”的主题容易引发共鸣，但也存在局限性。它可能陷入传统家庭结构的框架，忽略单身、非典型家庭的需求，并可能回避社宅管理、资源分配等更尖锐的社会议题。
为了突破这一局限，《未来学家》展览提出了 “未来城市生活” 的新方向，将视野从个人情感扩展到更广阔的城市议题。其特点是：
- 对象不限于居民： 邀请周边邻里共同参与，尝试建立 跨社群的连接。
- 议题更宏大： 探讨搬迁、共居、城市规划等与大众相关的课题。
- 着眼于未来： 鼓励参与者将个人想象延伸为对城市发展的 共同蓝图。
通过艺术创作开启对公共议题的思考，社宅因此成为了一个演练未来公共生活的试验场。
在社宅居住现实中，想象未来
《未来学家》展览期间，社宅的顶楼、信箱区等非公共区域被暂时开放，成为人人可以参与讨论的共享空间。
其中，“唯劇場”的读剧作品《房间里的纸箱》尤为突出。这部剧源于对社宅居民的访谈，生动呈现了城市中居住的困难：
- 单亲妈妈与女儿的摩擦。
- 租约期满后面临搬迁的惶惑。
- 为柴米油盐奔波的焦虑。
藉由虚构的角色、荒诞的表现手法，唯劇場鲜活地呈现城市栖居之难，也让人沉思为何这些角色跌入如此困境、社会提供的福利保障又是否接得住每个需要帮助的人。
这部剧引发了对 居住正义 的深刻思考：未来的城市应如何保障每个人都能拥有稳定且可负担的居所？一位曾流浪街头的老爷爷的访谈更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他虽然喜欢社宅，却更向往在桥下自己搭建的家。这揭示了“家”的另一种可能——它不一定和血缘或固定居所绑定，也可以是社群自发建立的互助网络。
将个人记忆融入社区
社宅是人口流动、集体记忆尚未形成的地方。艺术项目《情事绝品 feat.北屯社宅》则尝试将个人记忆编织进社区的叙事中。
艺术家许家祯通过一套记忆桌游，将社宅前身的眷村历史、自己的童年回忆和现住居民的生命故事融合在一起。在展厅里，参与者们翻看老照片，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回忆碎片，最终交织成对时代变迁和地方发展的共同理解，凝聚成一种 属于这片土地的集体记忆。
这个过程表明，社宅不仅是政策的产物，也可以成为承载故事、连接众人的公共场域。
公共艺术的未来与对KPI的省思
居住议题的核心并非“住哪里”，而是 “如何与他人共同生活”。社会住宅应被视为一个共居实验场，而公共艺术的责任，就是将这个实验中产生的议题转化为社区交流的课题。
然而，衡量这类项目的成功标准却值得反思。如果只看工作坊场次、参与人数等量化的关键绩效指标（KPI），《未来學家》无疑是成功的。但这些数字无法衡量项目是否真正促进了社群交流，也无法评估它如何将“生活场所”转变为“安身之处”。
“（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在于）容让个人与群体辨识彼此的差异，促使众人达成共识，确保共识出于深思熟虑的抉择，而非不假思索的妥协。” — 派翠西亞．菲力浦絲（Patricia C. Phillips）
因此，考核公共艺术的成效，不应只看数字，而必须看重它 如何介入公共议题、如何陪伴社群、以及如何促进跨群体的对话。只有这样，公共艺术才能成为真正的文化资源，而非由上而下的象征工程。它的未来，有赖于策展人、艺术家和公众共同的深刻反思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