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犯罪小说，特别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普遍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共产主义和劳工运动的恐惧。这些故事中的反派往往是试图颠覆西方文明的国际阴谋家。然而，随着经济大萧条的到来，小说的焦点转向了对贪婪资本家的批判。最终，克里斯蒂的作品通过强调个人生命的价值超越了政治和经济，这也是其经久不衰的原因。
阴谋论的黄金时代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普遍怀疑有幕后黑手在操纵一切。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早期小说敏锐地捕捉了这种情绪。
《秘密对手》(1922): 这部小说描绘了一对业余侦探挫败了一场旨在颠覆西方文明的国际阴谋。书中，英国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明确表示：“布尔什维克的资金正涌入这个国家，其目的就是为了发动一场革命。”
《四巨头》(1927): 在这部作品中，赫尔克里·波洛对抗的是一个制造“世界范围内的动荡、困扰各国的劳工问题以及在某些国家爆发的革命”的秘密组织。波洛指出，他们的目标是统治世界。
在这些故事里，劳工运动甚至共产主义者都只是棋子。真正的威胁来自一个身份不明的“世纪罪犯大师”，他躲在阴影中操控一切。
列宁和托洛茨基很可能只是傀儡，他们的每一个行动都由另一个大脑所支配。
一种普遍的文学主题
这种对“红色恐公”的描绘并非克里斯蒂独有，而是当时流行惊悚小说的共同特征。
“Sapper”的《黑色团伙》(1922): 主角斗牛犬德拉蒙德对抗的是一个控制英国左翼政治的国际组织。他对一名工党议员说：“你们这些毒蛇一直在煽动我国内部的麻烦……你们的驱动力是金钱和你们自己的晋升。”
多萝西·L·塞耶斯的《证言的疑云》(1926): 小说中描绘了伦敦的“苏联俱乐部”，工党领袖在其中大谈如何将陆军和海军“转变为共产主义”。
这些虚构的故事反映了一种真实的社会心理：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难以理解的混乱与恐怖后，人们需要一个简单的解释，即相信这一切背后有一个邪恶的根本原因。
当虚构照进现实
小说中的阴谋论并非毫无根据，它与现实政治事件形成了诡异的呼应。1924年，英国第一届工党政府的倒台就与共产主义影响的指控有关。
在随后的选举中，《每日邮报》公布了一封据称由共产国际负责人季诺维也夫发出的信件，指示英国共产党“煽动英国无产阶级群众”。尽管这封信后来被证实是伪造的，但它成功地利用了公众的恐惧。
莫斯科向英国共产党下达命令，英国共产党再向社会主义政府下达命令，而政府则温顺地服从。
这种指控与克里斯蒂和“Sapper”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警告如出一辙，许多读者认为危险是真实存在的。结果，大量自由党选民转向保守党，以阻止“社会主义者”上台。
反派的转变：从阴谋家到资本家
随着1929年华尔街股灾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公众恐惧的焦点发生了变化。冷酷的金融家和贪婪的商人似乎成了对国家福祉更紧迫的威胁。
“流行文学之所以流行，恰恰因为它反映了读者的恐惧和担忧。”
犯罪小说中的反派也随之更新换代：
《聪明的侦探》(1933): 主角“圣徒”遇到了一位为“血汗工厂老板”工作的女性。她控诉道：“我们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每周六天……这种事有时会让你想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
《银行家之死》(1934): 将矛头直指金融界。
《董事会之死》(1937): 揭示了商业世界的冷酷。
克里斯蒂的最终答案
在克里斯蒂更成熟的作品《一，二，扣好我的鞋》(1940)中，信息变得更为复杂和深刻。故事中的反派是一位名叫阿利斯泰尔·布朗特的银行家，他自认为是英国经济稳定的基石，是抵御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屏障。
布朗特在谋杀后，试图说服波洛他不能被追究责任，因为逮捕他会导致国家经济崩溃。他将自己的存亡与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
然而，波洛给出了一个超越政治和经济的回答。这个回答也揭示了克里斯蒂作品长盛不衰的核心。
“先生，我与国家无关，”他严厉地说。“我关心的是那些普通人的生命，他们有权不让自己的生命被夺走。”
最终，正是这种对个人价值的坚持和人性的肯定，确保了克里斯蒂的持续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