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加利福尼亚莫哈韦沙漠深处的移民拘留中心，因其恶劣的环境和普遍的医疗忽视而备受争议。多名被拘留者，如患有慢性病的 Karam 和心脏病患者 Roque Campos，在得不到适当治疗后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甚至面临生命危险。尽管运营商 CoreCivic 和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声称遵守标准，但大量的法律诉讼、调查报告和亲历者证词揭示了该中心医疗资源严重短缺、设施条件恶劣，并存在故意拖延治疗以迫使被拘留者自愿离境的嫌疑。由于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利益考量未能有效监管，该中心的运营引发了严重的人权问题和公众的强烈抗议。
医疗忽视的普遍现象
Karam 的经历是该拘留中心医疗系统失职的缩影。他患有慢性胃溃疡，在被转移到加州城拘留中心（C.C.D.F.）之前，一直在另一个中心接受稳定治疗。
- 治疗中断： 到达新中心后，尽管他已告知护士其病情和用药需求，但在最初的24小时内未收到任何药物。后续给药不仅错误，而且极不规律。
- 绝食抗议： 由于健康状况恶化且多次请求无人理会，Karam 开始绝食抗议。几天后，他开始吐血并晕倒，触发了“蓝色代码”医疗紧急警报。
- 冷漠对待： 即使在紧急情况下，医护人员也只是告诉他，要看肠胃专家还需要等待两周。更有工作人员威胁他，只有停止绝食才能获得药物。一位医生甚至建议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寻求治疗。
许多被拘留者都报告了类似的遭遇，他们普遍认为加州城拘留中心的虐待情况是独一无二的。他们面临的问题包括预约医疗专家极其困难、药物和治疗被拒绝、生活环境不安全不卫生，以及医护人员普遍的敌对态度。
“加州城拘留中心极其偏远，极其野蛮和残酷，并且极度缺乏足够的医疗服务。” — Tess Borden，加州非营利组织“监狱法律办公室”律师
由于条件过于恶劣，一些被拘留者甚至放弃了寻求庇护的权利，选择自愿离境，还有人试图自杀。
一座偏远且充满争议的设施
加州城拘留中心由营利性监狱公司 CoreCivic 运营，该公司与 ICE 签订了一份价值预估每年 1.3 亿美元的合同。该中心地处偏远，位于洛杉矶以北两小时车程的沙漠中，夏季温度可超过 100 华氏度（约 38 摄氏度）。
- 地理隔绝： 偏僻的位置使得律师探访极为不便，单程往返就需要三小时，且区域内手机信号极差。
- 法律疑云： 诉讼指控 CoreCivic 在未获得当地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和适当使用许可的情况下就开始运营，直接违反了加州要求私营公司改造移民拘留中心前必须举行公开听证会的法律。
- 匆忙开放： 尽管存在法律争议，该中心仍在短时间内接收了大量被拘留者。联邦授权的监督机构在访问后对其因“仓促开放”导致的严重失修表示“严重关切”。
官方否认与现实的冲突
尽管面临大量指控，官方机构和运营商仍坚称一切合规。
- 官方声明： 国土安全部（D.H.S.）的助理部长 Tricia McLaughlin 称关于“不人道条件”的说法是 “虚假的”，并表示 ICE 会定期接受外部机构的审计。CoreCivic 也声称其医疗团队遵循最高标准。
- 现实情况： 与此同时，加州总检察长 Rob Bonta 警告称，“该中心的医生数量不足以应对其被拘留者的人口规模”。参议员 Alex Padilla 在视察后也表示，最大的担忧就是 “缺乏医疗关注”，被拘留者获得护理可能需要“数周或数月”。
CoreCivic 的招聘页面也从侧面印证了人员短缺的问题。在中心开放数月后，其网站上仍有多达九个与医疗相关的职位空缺，包括医生、精神科医生和高级执业护士。
致命的风险
医疗忽视已将一些被拘留者推向死亡边缘。
Yuri Alexander Roque Campos： 这名患有危及生命的心脏病的 30 岁男子，在转移到该中心后被剥夺了心脏药物和阿司匹林。他因此遭受了医生所说的“心脏病发作前兆”，两次被紧急送往急诊室，其中一次在途中失去知觉。审查其医疗记录的专家医生 Todd Randall Wilcox 总结说，这种处置使 Roque Campos “面临心脏性猝死的巨大风险”。
Fernando Viera Reyes： 这名 50 岁的男子因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水平升高而需要接受前列腺活检以排查癌症。但在被转移到加州城后，尽管出现血尿等症状，他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检查，反而只偶尔获得一些治疗前列腺肿大的药物。当他索要止痛药时，医生给了他维生素 C。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的 P.S.A. 水平从 6.3 飙升至 74，表明患癌可能性极高。
背后动机：以残酷换取“自愿”离境
许多被拘留者和律师认为，这种系统性的医疗忽视是一种蓄意策略，目的是让被拘留者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从而迫使他们放弃法律斗争并签署自愿离境文件。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你放弃。他们表现得好像这里的每个人都将被驱逐出境。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他们不想在药物上花任何钱。” — Gustavo，一名被拘留者
前被拘留者 Julio Cesar Santos Avalos 因患有小儿麻痹症后遗症而长期忍受脚部疼痛，但在该中心他被拒绝提供止痛药，并被迫睡在上铺。最终，他在压力下崩溃，选择了自愿返回萨尔瓦多。
这种做法与联邦政府对移民的强硬姿态相呼应。国土安全部部长 Kristi Noem 曾公开表示，“鼓励人们自愿回家的压倒性因素是后果。” 这种自上而下的强硬态度，让下级官员感到可以为所欲为而无需承担责任。
地方政府的失职
当地政府在监管中扮演了尴尬的角色。加州城市长 Marquette Hawkins 承认，在道德立场和 CoreCivic 带来的税收与就业机会之间，必须做出一种“计算”。
“这听起来很遥远和冷酷，但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 Marquette Hawkins，加州城市长
他甚至暗示，被拘留者可能在“策略性地”制造问题，以便报告这些问题。这种地方政府未能充分应对联邦权力过度扩张的模式，使得像 CoreCivic 这样的公司得以在法律灰色地带运营，而被拘留者的人权则被置于经济利益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