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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汉密尔顿派”的崛起

信息革命正深刻重塑美国,催生出一个由科技巨头和民粹主义者组成的复杂政治联盟。这批被称为“科技汉密尔顿派”的科技领袖,正从反对特朗普转向与他结盟,试图利用民粹主义的力量来推动一场深刻的行政和经济改革。他们旨在平衡资本主义技术进步与大众民主诉求,但这一联盟内部充满矛盾,执行层面也面临巨大挑战。无论未来如何,这场变革都将对美国乃至全球产生深远影响。

一个剧变中的国家

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政治动荡,其程度堪比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这并非偶然,而是由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人口结构变化: 自1965年以来,超过7000万移民的到来正在重塑美国的社区文化。
  • 媒体与政治颠覆: 社交媒体的崛起冲击了传统媒体系统和政党结构。
  • 经济剧变: 产业以惊人的速度兴衰,新技术不断涌现,使人应接不暇。
  • 制度动摇: 对现代行政国家基础的法律挑战越来越多,而关键的政府项目(如社会保障)的财政基础也显得岌岌可危。

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更多是这场动荡的结果而非原因。然而,在他旗帜下形成的政治联盟——一部分硅谷精英与民粹主义核心力量的结合——有潜力彻底重塑美国政治。

硅谷的转向:从敌人到朋友

在2016年,硅谷曾是特朗普的主要反对者。OpenAI 的萨姆·奥尔特曼曾称他“不适合担任总统”,而马克·安德森则公开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特朗普也曾公开与埃隆·马斯克和杰夫·贝索斯等人交恶。

然而,情况已经发生逆转。如今,包括马克·扎克伯格、马斯克、谷歌的桑达尔·皮查伊在内的科技领袖,都开始与特朗普阵营建立联系。硅谷已从反特朗普的堡垒,转变为其主要支持来源之一。

“在第一个任期,所有人都在和我作对,”特朗普曾开玩笑说,“在这个任期,所有人都想成为我的朋友。”

矛盾的联盟:民粹主义者与亿万富翁

这种转变并非没有争议。以史蒂夫·班农为代表的“杰克逊民粹派”对科技亿万富翁的加入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MAGA运动的初衷正是要打击包括硅谷精英在内的统治阶层。

“我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班农宣称,“我不会向扎克伯格叩头。他是个罪犯。贝索斯?他是个怪人。马斯克?不行。”

与此同时,科技精英也对班农这样的人物不屑一顾。尽管内部充满敌意,但特朗普本人似乎乐于维系这个看似矛盾的联盟,他更看重这些“兑钱的人”所带来的资源和影响力。

历史的回响:汉密尔顿派与杰克逊派

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两种强大力量的博弈:民主(人民自我管理的诉求)和资本主义(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引擎)。

  • 杰克逊民粹主义: 相信国家伟力源于普通人的政治文化本能,主张保护民众免受外部威胁并捍卫其自由。他们对资本主义带来的某些变化(如产业破坏和大规模移民)持警惕态度。
  • 汉密尔顿主义: 认为国家安全与繁荣依赖于亲商的政府与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之间的建设性关系。他们是“加速主义者”,将资本主义视为财富和技术实力的源泉。

美国历史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两种力量在大多数时候设法达成了合作。共和党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在富有的投资者和愤怒的民粹主义者之间搭建桥梁的能力。

现代治国理政的独特任务是:既要给予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又要满足普通人的民主愿望。

新一代:“科技汉密尔顿派”的议程

今天的科技领袖,即“科技汉密尔顿派”,正在重新定义亲商议程。他们继承了汉密尔顿主义者对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之间紧密联系的信念,但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

与战后追求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汉密尔顿派不同,新一代的特点是:

  • 民族主义而非世界主义: 他们更关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而非与欧洲盟友的关系。
  • 视民粹主义者为盟友: 他们认为“杰克逊民粹派”是实现其议程最重要的政治伙伴,而不是理想主义者。
  • 自视为领袖和远见者: 作为成功公司的创始人,他们不习惯听从学者或智库的指导。

他们认为,美国最大的问题是政治性的。他们担心,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颠覆就业市场,对扼杀创新的法规的政治呼声会越来越高。欧洲的现状被他们视为一个警示故事——过度的监管导致了科技行业的停滞和经济份额的萎缩。

联盟的逻辑:为何需要民粹主义?

科技汉密尔顿派认为,要在一个充满颠覆性变革的时代为科技革命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他们需要强大的政治盟友。他们看到,与MAGA民粹主义的联盟具有巨大潜力。

  • 攻击官僚体系: MAGA对精英阶层和官僚机构的愤怒,可以为科技汉密尔顿派希望进行的彻底改革提供政治动力。他们认为,许多官僚机构本质上是“原始的人工智能”,其工作完全可以被真正的AI更高效、更廉价地替代。
  • 重塑经济部门: 人工智能有望颠覆医疗、教育等高成本行业。克服现有利益集团(如医生、教授、律师)的阻力,既符合科技产业的经济目标,也符合数千万依赖这些高价服务的普通民众的利益。
  • 在关键政策上达成一致:
    • 贸易: 科技公司对工业品自由贸易的依赖性较低,因此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
    • 移民: 限制低技能移民可以缓解蓝领阶层的不满,而这与科技公司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并不冲突。
    • 文化: 许多科技高管乐于摆脱DEI(多元、平等、包容)等企业文化束缚,并拥抱爱国主义价值观。

未来的挑战与不确定性

尽管这个联盟看起来具有战略性,但它极其脆弱,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 执行难题: 科技领袖们虽然自信,但往往低估了公共政策的复杂性。他们“要么是不知道事情如何运作的局外人,要么是被旧思维束缚的内部人”。
  • 内部利益冲突: 科技界并非铁板一块。依赖全球供应链和廉价劳动力的公司(如亚马逊)与纯粹的科技公司之间存在利益分歧。
  • 与民粹基础的脱节: 蓝领美国人与超级富有的科技大亨之间的世界观和经济利益差距是真实存在的。随着人工智能导致更多人失业,这种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 联盟的稳定性: 在特朗普时代,没有哪个联盟是稳定的。特朗普本人的政治利益可能随时导致他与科技汉密尔顿派分道扬镳。

无论这个联盟最终是成功还是失败,它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场由汉密尔顿主义继承者和杰克逊主义继承者共同发起的最新尝试,其结果将可能定义未来一代的美国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