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政府最近发布了一份国家文化典范（kulturkanon）清单，旨在定义瑞典的文化身份，但因其排除了1975年后的作品并与保守派政治议程相关联而引发了激烈争议。这份清单被批评为过时且具有排他性，尤其是在瑞典移民人口不断增加的背景下。然而，它也无意中为文化学习者提供了一个了解瑞典历史的框架，并激发了关于文化归属和国家认同的讨论，最终表明这类清单的价值或许不在于其权威性，而在于其作为文化对话起点的能力。
一份备受争议的清单
瑞典政府发布了一份包含百件作品和成就的 国家文化典范 清单，内容涵盖从戏剧、艺术到滑雪比赛和陪产假制度。然而，这一举动立即遭到了瑞典文学院等机构的谴责，他们认为这是在 用意识形态来工具化文学。
批评声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 过时的标准：清单规定所有入选作品必须创作于 1975年之前，理由是它们需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这直接导致了像 ABBA 这样的现代文化符号被排除在外。
- 排他性：批评者认为，这个时间限制有意地 抹去了移民经历和第二波女权主义 在瑞典文化中的印记。一位曾参与委员会的专家因此退出，称该项目“排除了三分之一的瑞典当代人口”。
- 白人化视角：评选专家的平均年龄为67岁，且三分之二为男性，这使得最终出炉的清单被视为一种 过时、脱节且以白人为主的瑞典印象。
典范背后的政治动机
这份文化典范清单并非孤立的文化项目，而是与瑞典当下的政治气候紧密相连。在过去十几年里，瑞典接收了超过一百万移民，社会日益多元化。与此同时，本土主义的焦虑情绪 也推动了一个新的保守派政党——瑞典民主党——的崛起。
该党派起源于新纳粹主义，现已成为议会中的重要力量。他们将移民问题与社会资源紧张、犯罪率上升等联系在一起。文化典范正是由瑞典民主党积极倡导的，可以看作是其政治理念的“软性”产物：
如果你留下来，你就应该读斯特林堡的作品，看瓦萨滑雪比赛。
这表明，文化典范被用作一种 国家危机管理工具，意在文化层面加固边界，而非真正的文化建设。
从“伟大著作”到文化战争
“典范（canon）”一词源于希腊语，意为“规则”或标准。它最初用于宗教，后来在18世纪被用来指代重要的文学作品。在美国，20世纪初兴起的“伟大著作”（Great Books）课程就是一种典范实践，旨在为学生提供西方思想的基石。
然而，这些典范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争议：
- 起源于战争：“伟大著作”课程最初是为了在一战期间向士兵灌输“他们为之辩护的”西方价值观。
- 引发“典范战争”：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课程因其 欧洲中心主义和排斥少数族裔声音 而受到猛烈攻击，这正是当今关于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辩论的前奏。
一份对学习者有用的“错误”清单
尽管这份清单在瑞典国内被视为一种倒退，但对于外界的学习者来说，它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对于正在学习瑞典语和文化的人来说，这份清单提供了一个 清晰的学习框架和讨论起点。
一位从波兰移民到瑞典的记者指出，本地人可能无法理解这个项目对外国人的价值：
我已经了解我自己的经历。我想要了解的是瑞典的经历。
在语言课堂上，这份清单激发了学生们的研究兴趣。他们围绕清单上的项目（如法伦铜矿和萨米人的著作）进行学习和展示，甚至开始讨论 哪些作品本应入选，从流行音乐家 Avicii 到瑞典著名的腌鲱鱼（sill）。
讨论本身比清单更重要
课堂上的辩论让人们意识到，典范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其内容的绝对权威，而在于它激发了人们的思考和异议。
关于典范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它们会引发异议。
当人们开始争论什么应该被包括、什么不应该时，他们被迫去阐明自己的价值观和选择标准。这种 对自身品味的审视，远比被动接受一份权威清单更有意义。原本持怀疑态度的人，在参与讨论后，也开始看到这份清单的积极作用。
典范作为团结的起点
文化典范的最终功能之一是 创造团结。它声称一个文化或国家拥有共同的宝藏，值得被铭记和保护。虽然对这份宝藏的定义存在争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寻找共同点。
与其将清单视为一种威胁或排他的门槛，不如将其看作一种 邀请——它提供了上百个观察这个国家的新视角。通过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典范，人们可以接触到那些在自己文化圈中不易发现的“边缘”作品。
正如19世纪评论家马修·阿诺德所言，文化是“思想与言论之精华”，我们应该特别关注那些 “对自己而言是全新的东西”。学习他人的文化典范，正是实践这种精神的良好开端。它提醒我们，团结并非始于身份的统一，而是始于对彼此差异的好奇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