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争论往往忽略了其权力的真正来源和限制。事实上，美联储的行动深受政府财政政策、金融市场的依赖以及其作为全球美元发行中心角色的影响，而非仅仅是其名义上的独立地位。过去几十年的财政失灵迫使央行承担了超出其职权范围的经济刺激任务，而其与全球金融体系的深度绑定又使其权力受到制约。因此，真正值得警惕的并非技术官僚的权力，而是行政权力的滥用和不受约束的国际金融体系。
独立性：一个被高估的概念
长期以来，关于中央银行的讨论总是围绕其“独立性”展开，但这可能是一个误导性的焦点。历史表明，这种独立性更像是一个方便的政治建构，而非绝对的事实。
- 演变的角色： 半个世纪前，央行的角色相对有限，主要是支持政府政策。新自由主义时代来临后，为了对抗高通胀，央行的职责扩大到控制通胀，以维护金融资产的价值。
- 2008年后的困境： 金融危机后，政府通过紧缩的财政政策，将刺激经济的重担完全推给了中央银行。同时，金融部门变得极度依赖低利率和央行的流动性注入（如量化宽松）。
- 孤独的管家： 这使得央行成为经济的“孤独管家”，一方面要竭力避免通缩，另一方面又要为增长停滞而背负骂名，这种越权行为也引发了政治反弹。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向我们展示了什么，那就是独立性一直是一个方便的政治建构，而不是主权决策的从属。真正重要的是它周围的一切：问责制、透明度、与财政当局的协调等。
被误解的货币政策
后危机时代的民粹主义批评常常将矛头对准中央银行，但这些指责大多站不住脚。
- 通胀的迷思： 新右翼势力认为央行通过印钞制造了通胀。然而，事实是在整个2010年代，通胀率一直出奇地低。
- 量化宽松的真实影响： 尽管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维持了资产价格不至于暴跌，但它们对银行放贷和实体经济投资的最终影响微乎其微。
- 真正的问题所在： 经济停滞的根源在于财政政策的巨大失败、持续低迷的投资以及资产价格上涨导致的严重不平等。这些问题共同催生了民粹主义的反弹。
问题的核心是权力，而非独立性
与其纠结于形式上的独立性，不如关注权力的来源与制衡。
在一场危机中，力量可以源于弱点，反之亦然。金融市场和国家对中央银行的依赖（表面上的“弱点”）恰恰是它们的力量所在，因为它能迫使央行出手。
- 东亚的经验：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韩国、台湾和中国都曾完全控制其央行，但同时实现了温和通胀和持久增长。关键在于它们严格限制了国内金融和资本流动。一旦脱离这种安排，如日本在80年代所做的，就会陷入金融动荡。
- 依赖关系即权力： 金融市场与政府对央行的依赖，反而成为它们影响央行决策的工具。央行的权力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被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所塑造。
美联储：全球美元体系的核心
将美联储视为一个普通的中央银行是错误的。作为美元的唯一发行者，它位于全球经济的顶端，这赋予了它和美国政府巨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 全球美元霸权： 世界上绝大多数交易和借贷都以美元进行。在危机时期，各国都依赖美联储通过“美元互换额度”提供流动性，以避免金融崩溃。
- 控制权的争夺： 特朗普与鲍威尔的冲突，其利害关系可能远不止国内政策，而关乎对全球金融霸权杠杆的行政控制。特朗普希望控制美联储，可能与他胁迫美国盟友的倾向有关。
- 权力的悖论： 然而，美国的金融实力依赖于全球对美元资产的持续需求。特朗普的行为可能引发对美元资产的抛售，从而削弱他自己试图控制的权力。
真正的风险所在
将 populist 的愤怒指向中央银行的技术官僚，是找错了目标。真正的威胁来自于其他地方。
对央行独立性和技术官僚越权的担忧似乎被严重错置了。
如果自主的经济决策是民主和国家主权的核心，那么真正令人担忧的是：
- 一个威权行政长官不受约束的权力扩张。
- 一个不负责任的国际金融体系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
在危机中，银行的利益总是优先于公众的利益。这些才是应该被关注和警惕的焦点，其余的都只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