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短一年内，美国顶尖人工智能公司从最初反对军事应用，转变为积极与国防部门合作。这一转变不仅是由于AI研发的巨额成本和国防资金的吸引力，更深层次地反映了美国科技与国家关系的根本性重塑。过去以自由市场和全球化为核心的“硅谷共识”已经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国家安全、技术民族主义和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主导的新格局，这正在催生一个新型的军工复合体，并可能导致全球数字经济的深刻分裂。
从抵制到合作：AI 的军事转向
2024年初，包括 OpenAI、Meta、Anthropic 和 Google 在内的主要AI公司还明确反对其技术的军事用途。然而，这一立场迅速改变：
- OpenAI 悄然取消了其“军事和战争”禁令，并开始与五角大楼合作。
- Meta 宣布允许美国及其盟友将 Llama 模型用于国防目的。
- Anthropic 允许军方使用其模型，并与国防公司 Palantir 合作。
- Google 修改了其AI原则，为武器和可能造成伤害的技术开发开了绿灯。
这种转变的一个关键原因是AI模型开发的巨大成本。国防部门因其雄厚的资金、长期的合同以及模糊的成功标准，成为了新技术的理想客户。对于急需大量且有耐心投资的AI初创公司来说，转向军事资金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当存在一个庞大、要求高且能创收的应用领域时，通用技术会发展得更快，例如美国国防部早期对晶体管和微处理器的采购。” - 经济学家 David J. Teece
然而，成本并非唯一原因。更深层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竞争的格局已从自由市场理想转向了地缘政治对抗。
昔日秩序：硅谷共识
在201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由一种可称为 “硅谷共识” 的思想主导。这是一种科技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广泛默契，其核心信念是：
- 技术驱动全球化： 相信数字技术能够创造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无国界的商业和数据世界。
- 放松管制即创新： 认为任何监管都会阻碍创新和美国技术实力的扩张。因此，科技行业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联邦层面的隐私法等法规严重缺失。
- 国家为企业开路： 美国政府积极推动其他国家采取有利于美国数字公司的政策，并将保护科技公司的条款（如类似“230条款”的豁免责任保护）写入国际贸易协定。
- 拥抱与中国的经济融合： 尽管存在分歧，但金融资本和平台资本最终主导了政策方向，推动美国接纳中国加入WTO，将中国视为廉价劳动力来源和巨大的消费市场。苹果等公司严重依赖中国的制造业，而扎克伯格等科技领袖也曾积极向中国领导层示好。
在这一时期，经济利益压倒了国家安全顾虑，科技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方向。
共识的瓦解与分裂
如今，情况已截然不同。地缘政治的考量已成为决策者的首要关注点，这导致了硅谷内部的深刻分裂，形成了两大阵营。
阵营一：传统的全球主义者
这批公司主要是指 大型科技巨头（Big Tech），他们仍然从全球化的数字资本主义中获益。
- 核心业务全球化： 他们的商业模式依赖于商品、服务和数据的自由流动。
- 向国家安全靠拢： 尽管愿景是全球化的，但这些公司也日益成为国家安全体系的一部分。例如，亚马逊 通过与中情局（CIA）和国家安全局（NSA）签订云计算合同，已成为军方的关键基础设施。微软和谷歌也同样如此。
- 人才流动： 科技公司与军方之间存在显著的“旋转门”现象，前军方和情报官员（如前国安局局长进入OpenAI董事会）加强了二者的联系。
阵营二：新兴的科技民族主义者
这批人通常被称为 “新科技右翼”，与传统大型科技公司的自由派倾向形成鲜明对比。
- 国家利益至上： 他们主张科技与国家的结合应以确保国家安全、对抗地缘政治对手为中心，而非推广数字市场。
- 新型军工复合体： 以 Anduril 和 Palantir 等国防科技初创公司为代表，他们旨在用更敏捷、更具创新性的模式取代传统的国防承包商。
- 资本转向： 风险投资界也开始拥抱这种技术民族主义观点，Andreessen Horowitz 等顶级风投公司正在积极推动向国防工业化转型。
- 对抗中国： 这一阵营将与中国的竞争视为一场零和博弈。AI领域的领军人物，如 Sam Altman 和 Dario Amodei，他们的言论也从呼吁中美合作转向强调民主国家必须在AI竞赛中战胜威权国家。
新格局：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
“硅谷共识”的瓦解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曾经统一追求全球化贸易和技术的目标，如今被技术民族主义的分裂所取代。美国已经明确转向遏制中国的战略，利用关税、投资审查和出口管制等工具，彻底告别了自由贸易时代。
在这场新的斗争中，两种相互竞争的愿景正在激烈碰撞：一方是旧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另一方则是将世界划分为敌我阵营的技术民族主义。这场斗争的结果远未确定，但它无疑将深刻重塑未来的全球技术和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