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候政策的公共讨论极其两极分化，一方视之为生存危机，另一方则认为会拖累经济。经济学家试图通过模型估算气候变化的长期经济损失，但这些模型因依赖极不确定的假设，其结果从“影响温和”到“灾难性”不等。这些充满矛盾的结论反被政治派别利用，为各自的极端立场（无所作为或不计代价）提供所谓的“科学依据”，导致公众讨论失焦。真正有建设性的对话，需要经济学家们首先坦诚面对其预测能力的局限，并让公众理解，气候变化的全部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精确预知的。
政治光谱的两极
尽管大多数人接受气候变化的基本科学事实，但在如何应对上却存在巨大分歧。这种分歧在政治讨论中尤为明显：
- 一方观点： 将气候变化视为威胁人类生存和繁荣的 紧急威胁，主张采取激进的减排措施。
- 另一方观点： 将其视为对经济增长和能源安全的 干扰，淡化其风险，并反对强力干预政策。
经济学家们习惯于权衡利弊，对这两种极端阵营都感到不安。然而，在实践中，他们自己的研究却无意中助长了这场功能失调的辩论。
经济模型的局限性
经济学家们使用复杂的模型来量化未来几个世纪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全球损失。然而，这些模型存在根本性的问题，使其结论非常脆弱。
关键问题在于，这些模型的结果 极度依赖于初始假设。分析师只需对一些变量进行微小调整——例如，损害如何随温度升高而变化，或者人类如何适应风险——就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 悲观情景： 模型可以轻易描绘出一幅气候损害加速至灾难性水平的黯淡未来。
- 乐观情景： 同样，模型也可以展示一个人类科技进步足以将损害控制在温和范围内的光明前景。
这些模型几乎无法告诉我们哪一种未来更有可能发生，它们提供的只是一种虚假的精确感。
被滥用的“科学”：两种极端观点
由于经济模型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它们很容易被用来支持任何预设的政治议程。
为“无所作为”辩护： 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的研究是典型例子。他的模型显示，气候损害相对温和，而减排成本高昂，因此结论是只需采取有限的措施。这一结果被气候政策的反对者广泛引用，作为 “什么都不做”的理由，尽管诺德豪斯本人支持征收碳税等政策。
为“不计代价”辩护： 另一些研究则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预测气候变化将导致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例如人均收入下降20%至60%。在这种预测面前，几乎任何气候政策都显得成本低廉。气候倡导者以此为据，要求实施最严格的减排目标，并反对新的化石燃料基础设施。
回归理性的呼吁
事实上，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赞同上述任何一种极端观点。他们普遍支持采取 平衡的政策，如碳定价或排放标准，旨在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减少排放。
问题的核心是，政策制定者和政治活动家需要这些看似精确的数字来证明其政策的合理性。而学术界持续发表这类试图量化遥远未来的研究，为这种滥用提供了素材。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马丁·韦茨曼很早就对此发出警告。他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停止假装他们的模型是“准确和客观的”。
韦茨曼建议，经济学家应公开强调，鉴于模型依赖于主观和深度不确定的假设，其结果可能是“任意不准确的”。他认为，这种学术上的谦逊“可能在提升关于如何应对全球变暖的公共话语水平方面大有帮助”。
专家们更清晰地说明经济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并不会消除所有分歧。但这样做会让那些利用 speculative 的损害估算来支持极端主张的人更难站住脚。承认气候变化的 全部影响是不可知的，是开启更有建设性公共讨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