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学中被诊断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焦虑症和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等学习障碍的学生数量急剧增加。这种现象并非简单源于中产阶级家庭为获取学业优待而“操纵”诊断，也非单纯因为医学诊断水平的提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诊断标准的变化与社会观念的演变共同作用，产生了“标签效应”，即标签本身会反过来改变人的行为和自我认知，并催生出新的社会身份，如“高成就的ADHD学生”。尽管初衷是提供支持，但过度宽松的特殊照顾政策可能正剥夺学生锻炼关键生活技能的机会，并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
诊断数量的惊人增长
过去十五年间，英国大学里有“残疾”标签的学生比例显著上升，但这并非因为校园物理设施的改善，而是源于学习障碍诊断的激增。
- 数据飙升： 从2008年到2023年，英国大学声称有残疾的学生比例从8%翻倍至16%。在牛津和剑桥，这一比例从5%激增至20%。
- 美国同样如此： 斯坦福大学有38%的本科生登记为残疾，哈佛大学为21%，而这两所大学在2009年时均约为5%。
- 主要诊断类别： 增长主要集中在四种情况：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焦虑症、抑郁症以及轻度自闭症谱系障碍 (ASD)。
这种趋势导致了校园内的普遍现象：越来越多的学生可以轻易获得数周甚至数月的作业延期，而教师则被提醒在课堂上需谨慎对待这些学生，以免给他们带来压力。
两种简单却不全面的解释
对于这一现象，有两种常见的解释，但它们都过于简单化。
“一切都是骗局”论： 该观点认为，这是操之过急的中产阶级父母为了给孩子争取竞争优势（如考试延时、作业延期）而滥用诊断系统。虽然部分家庭确实存在利用规则的行为，但这无法解释整体的巨大增幅。人们并非在“假装”有病，而是在现有激励机制和减弱的社会污名下，更倾向于相信并接受这些诊断。
“诊断水平提高”论： 该观点认为，医学界现在能更好地识别过去被忽略的潜在病症。然而，这一说法也站不住脚。
研究表明，即便表现出完全相同的症状，今天的人们也比20年前更有可能被诊断，因为诊断的门槛已经降低。
这意味着，并非患者变多了，而是归类的标准变宽了。
更深层的原因：“标签效应”与“创造新身份”
哲学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刻的视角。
标签效应 (Looping Effects)
当涉及与行为相关的医学诊断时，人类是“移动的目标”。
- 过程循环： 当一个人被贴上标签（如“自闭症”），他们会根据这个标签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认知。
- 标签演变： 随着被贴标签者的行为发生变化，标签本身的定义也必须随之演变，以涵盖新的行为特征。
- 不断扩大： 这又会鼓励更多人认同这个标签，从而进入新的循环，使诊断类别的范围越来越广。
以自闭症为例，它最初仅用于描述有严重障碍、无法正常沟通的儿童。后来，“阿斯伯格综合征”等概念的引入，将其扩展到能够独立生活、在成年后才被诊断的“高功能”人群。这使得“自闭症”从一个明确的障碍变成了一个宽泛的“谱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这个谱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创造新身份 (Making Up People)
某些社会身份的存在，需要预先搭建好相应的社会基础设施。就像“滑板手”这个身份，不仅需要滑板的发明，还需要围绕它形成的亚文化（音乐、服饰、态度）。
为一个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贴上多动症标签所需的社会基础，在过去还不存在。
在2000年代中期，ADHD通常与学习差的“坏孩子”联系在一起，很难想象一个牛津大学的优等生会拥有这个标签。而今天，相关的医疗和社会观念已经到位，“高成就的ADHD学生”成了一种可以被接受甚至追求的社会角色。我们正在“创造”出新型的人。
意想不到的后果：善意之举可能适得其反
尽管对心理健康的开放态度是社会的进步，但当前的做法也带来了一些严重问题。
资源分配不公： 诊断数量的激增并未给最需要帮助的人带来有效支持。真正有严重障碍的学生，不得不与大量仅有轻微症状、但在名义上享有同等权利的学生争夺有限的资源。
阻碍学生成长： 过度的特殊照顾，实际上让学生们避开了培养关键生活技能的机会。大学本应教会学生一些真正的可迁移技能：
- 准时出现
- 遵守截止日期
- 同时管理多项任务
- 应对智力上的不适与挑战
- 即使感到无聊或困难，也要坚持完成任务
这些诊断及其配套的照顾措施，允许学生回避学习这些困难但必要的生活技能。措施最初旨在帮助学生的善意之举，可能正在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
现在是时候反思当前的做法，去引导一些不同的“标签效应”，并“创造”出一些新的、更具韧性的身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