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的结构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转变，其核心是国会的衰落与最高法院的崛起。这一现象源于长达四十年的党派极化，它不仅削弱了国会的立法能力，还助长了最高法院扩张其司法权。最高法院越来越多地利用其权力推翻国会制定的重要法律，通过严格的司法解释方法限制国会的立法空间，并削弱了选举保护、竞选资金监管和行政机构的权力，最终导致民选的国会难以有效回应社会诉，对民主制度本身构成了严重挑战。
权力天平的失衡
美国政府内部的两种力量正在重塑其运作方式：国会的衰落和最高法院的崛起。这两种趋势有着共同的根源，即党派极化。然而，关系远比此复杂：
- 极化削弱了国会的立法能力，使其陷入瘫痪。
- 同时，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最高法院则变得更加大胆，开始系统性地瓦解国会的立法成果，进一步加剧了国会的困境。
曾经被视为制衡立法过度扩张的司法机构，如今却因其自身对立法权的过度干预而备受瞩目。
最高法院的目标不仅是废除特定的自由派法律，更深层的是在压制一个与其竞争的宪法解释来源——国会。以维护权力平衡为名，最高法院正在彻底重塑这种平衡，为自己攫取了最终和唯一的权力，不仅决定哪些法律有效，还决定了谁能定义宪法的含义。
司法攻势的开端
最高法院针对国会的现代攻势始于20世纪末，恰逢党派纷争加剧和制度剧变时期。共和党主导的法院开始系统性地巩固自身权力，而代价则是国会权力的削弱。
这一转变并非出于限制联邦立法权的原则，而是为了反对“新政”和“伟大社会”时期国会所取得的成就。保守派活动家长期以来希望废除这些政策，但在民主政治中缺乏足够的支持。于是，司法裁决完成了政治上无法实现的目标。
- United States v. Lopez (1995): 伦奎斯特法院以五票对四票的结果推翻了《无枪校园法案》。这是自1936年以来，最高法院首次以超越国会商业条款权力为由废除联邦法规。
- United States v. Morrison (2000): 同样是这五位法官，推翻了《暴力侵害妇女法》的重要部分。他们宣称自己是“宪法文本的最终解释者”，这实际上是对国会解释和执行宪法（尤其是重建时期修正案）的能力发出的警告。
罗伯茨法院的激进扩张
在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的领导下，最高法院继承并升级了这一项目。曾经令人震惊的举动——推翻重大联邦立法——如今已成为常态。罗伯茨法院的裁决表现出对立法妥协的蔑视和对宪法解释权多元化的敌意。
几乎没有哪个政策领域能够幸免：
- 家庭与医疗休假： 法院废除了《家庭与医疗休假法》(FMLA) 的核心条款，忽视了国会旨在帮助女性兼顾工作与家庭的立法目标。
- 平价医疗法案： 尽管罗伯茨大法官“挽救”了《平价医疗法案》(ACA)，但他的意见也裁定国会无权实施精心设计的医疗补助扩张计划，导致数百万贫困美国人无法获得廉价医疗。
- 投票权： 在 Shelby County v. Holder (2013) 案中，法院摧毁了《投票权法案》的“预先批准”制度，该制度曾有效阻止带有种族歧视的选举规则生效。随后在 Brnovich v. DNC (2021) 案中，法院进一步削弱了该法案的其余部分。
- 竞选财务： 以 Citizens United (2010) 为代表的一系列裁决，瓦解了国会监管政治献金的努力，侵蚀了保护选举作为民意渠道的屏障。
这些裁决不应被视为对孤立法规的打击。它们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最高法院正在拒绝承认国会作为另一个宪法解释者的合法权威。
法院用来削弱国会的工具
最高法院主要通过两种相互加强的方式来扩大自身权力：一是改变解释法律的方法，二是重新定义宪法禁止的内容。
1. 解释方法的转变
法院现在僵化地通过原旨主义和文本主义来解读法律，这两种方法都将权力集中在司法机构手中。
- 原旨主义 (Originalism): 授权法官根据他们自己对宪法条款在通过时“原始理解”的分析来评判当代法律。
- 文本主义 (Textualism): 强调法规的字面“普通含义”，公然无视立法者的意图、事实调查以及他们试图解决的问题。
- “重大问题原则”: 这是法院在 West Virginia v. EPA (2022) 案中凭空创造的规则，允许法官根据自己对哪些问题具有“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的主观判断，来推翻行政机构的行动。
2. 重新定义宪法权利
最高法院对某些宪法权利的解释变得极为宽泛，以至于剥夺了国会解决紧迫社会问题的能力。
- 第一修正案: 法院对其进行了自由主义式的宽泛解读，用来打击劳工组织保护和公共服务法，将历史上属于民主辩论范畴的监管和再分配问题排除在外。
- 第二修正案: 法院的判例阻碍了一些最有效的枪支暴力干预立法。
对民主的根本性破坏
最高法院的行动不仅限于法律条文，更直接地侵蚀了民主运作的基础。
- 削弱选举联系: 法院关于投票权和竞选财务的裁决，削弱了使国会对公众负责的选举制度，使国会与其选民更加脱节。
- 侵蚀立法过程: 竞选财务的放松管制迫使议员花费大量时间筹款，而非用于立法、监督或建立跨党派合作。
- 固化杰利蝾螈 (Gerrymandering): 在 Rucho v. Common Cause (2019) 案中，法院拒绝审查党派性的选区划分，使选举扭曲在美国政治中根深蒂固。这导致了安全席位的增加，奖励了意识形态极端分子，边缘化了温和派声音，并加剧了极化。
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不能仅靠司法裁决生存。它需要能够通过审议和妥协将民众意愿转化为持久法律形式的机构。换句话说，它需要一个功能正常的国会。
当最高法院声称对宪法含义拥有独家解释权，同时系统性地削弱对人民最负责的联邦机构时，它不是在维护宪法秩序，而是在终结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