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在执行大型公共项目时面临一种结构性瘫痪。过去半个世纪，为防止权力滥用而出台的改革措施，虽然用心良苦，却意外地导致权力过度分散和程序极度复杂，形成了一个“人人都有否决权”的局面。这使得清洁能源、高速铁路等关键项目因无休止的法律挑战和多方阻挠而停滞不前。解决方案在于重新赋予公共机构合理的决策权，在民主参与和高效执行之间找到平衡，并通过成功完成一些小项目来逐步重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一种根本性的治理危机
许多美国人感到一种普遍的挫败感：桥梁得不到修复，铁路迟迟无法完工，住房建设停滞不前。这种无力感并非源于党派分歧或个别政客，而是一个更深层次的 结构性问题。我们建立了一个旨在阻止政府作恶的治理体系，这个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但它也让政府在做好事（尤其是大规模项目）时变得异常困难。
- 历史根源： 美国从建国之初就存在两种对立的冲动——一种是托马斯·杰斐逊式的，对中央集权的恐惧；另一种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式的，对国家执行能力的信赖。
- 摇摆不定： 美国的治理体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有时我们赋予政府过多权力，导致滥用；有时我们又将权力过度分散，导致瘫痪。我们现在正处于后一种状态。
- 信任的侵蚀： 对政府的不信任并非空穴来风。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制度性种族主义和腐败等历史事件，都让公众对集中权力保持警惕。
政府高效执行的黄金时代
要理解当前的困境，可以回顾一下美国政府执行能力的高峰期。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VA）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田纳西河谷管理局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力，在一个相当于英格兰大小的地区内，迅速完成了修建水坝、重新造林、建设发电厂和铺设输电线路等任务，彻底改变了整个区域的面貌。
TVA的成功展示了当政府拥有明确目标和执行权威时所能取得的成就。它在市场失灵的地方，通过公共力量实现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善意”改革如何导致瘫痪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公众对政府滥权的担忧日益加剧。纽约的建设大亨 罗伯特·摩西斯 成为了一个标志性人物。他权力巨大，为了修建高速公路等项目，不惜摧毁整个社区，无视民众的反对。
为了制约像摩西斯这样的人物，一系列改革应运而生：
- 环境审查： 要求项目规划者评估对环境的影响，例如《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
- 社区参与： 规定必须听取当地社区的意见。
- 法律诉讼权： 赋予公民和团体起诉政府项目的权利。
这些改革的初衷是防止自上而下的权力滥用。它们成功地让像摩西斯那样的人更难推土机式地推进项目，但也无意中创造了一个让任何人做任何事都变得极其困难的系统。我们 有意地让变革变得异常艰难。
原本旨在确保程序正义的工具，逐渐演变成了拖延甚至扼杀项目的武器。NEPA的审查不再是关于“这个项目是否有价值”，而是关于“这份长达数千页的研究报告是否毫无瑕疵”，这为无休止的诉讼打开了大门。
当今的后果：什么都建不成
这种“人人都有否决权”的体系导致了许多关键项目的停滞。
- 清洁能源： 我们拥有风能和太阳能技术，但却无法建造必要的输电线路，因为总有人反对线路经过他们的区域。
- 高速铁路： 其他国家早已普及的技术，在美国却连一条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线路都难以建成。
- 电动汽车充电桩： 拜登政府投入75亿美元用于建设充电桩，但由于州政府机构缺乏经验、审批流程繁琐以及各方的阻挠，几年后只建成了几十个。
这证明，问题不在于缺乏资金或技术，而在于 执行能力的缺失。
如何重建政府的执行力
要走出困境，关键在于重建政府的行动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罗伯特·摩西斯的时代。
- 平衡参与与权威： 解决方案是“没有人的担忧被忽视，但没有人拥有一票否决权”。政府机构必须有权在听取各方意见后，为了公共利益做出艰难的决策。
- 赋予公务员酌情权： 今天的公务员大部分时间都在管理风险和规避诉讼，而不是解决问题。我们需要一个让有能力的专业人士可以做出决策并负责任的体系。
- 从小处着手，重建信任：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已降至历史低点。重建信任不能靠宏大的叙事，而要靠实际行动。如果政府能 更快、更便宜地把小事做好，人们就会开始相信它有能力解决大问题。
最终，进步派若想利用政府解决重大社会问题，就必须正视并修复政府自身的执行能力。否则，再好的蓝图也只是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