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因过度依赖繁琐的法律和审批流程而陷入效率低下的困境，严重阻碍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务的进展。历史和近期的成功案例均表明，赋予官员在明确责任下的自主决策权能显著提升治理效率。当前的法律微观管理体系虽然旨在防止权力滥用，却导致了普遍的行政瘫痪。根本性的改革方向是减少繁文缛节，重建一个以人为本、信任官员判断力的权威体系，从而恢复政府的执行力和民主功能。
高效治理的历史范例
美国政府并非一直如此低效。在特定时期，当领导者被赋予了真正的权力时，成果是惊人的。
- 罗斯福新政时期： 1933年，哈里·霍普金斯领导的民工管理局在 短短四个月内 就铺设了1200万英尺的污水管道，修建了25.5万英里道路，并为超过400万美国人提供了工作。
- 近期的成功案例： 2023年，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希·夏皮罗在 12天内 修复了坍塌的I-95高速公路路段。这得益于他果断绕过了繁琐的审查程序。
这些成功的共同点在于，负责人拥有做出决定的权力，并授权下属运用他们的专业判断，而不是被动地遵守规则。
做出明智的决定，从来都不是仅仅依靠遵守规则就能实现的。
陷入“繁文缛节”的泥潭
与过去的高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的美国已经变成一个几乎病态地厌恶授予官员权力的国家。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旧金山一个耗资170万美元、耗时18个月才批准建造的公共厕所。这种现象并非个例，而是普遍趋势的缩影。其后果是，美国在几乎所有关键领域都开始落后于全球竞争对手，包括 基础设施、教育和国防。
权威的消亡与法律的膨胀
美国人历史上一直对权威抱有警惕。然而，上世纪60年代后，这种不信任感演变成了公共治理的核心原则。人们认为，只要没有人拥有权威，就不会再有滥用权威的情况发生。
这种理念导致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法律微观管理。
- 公共决策不再依赖人的判断，而是由预设的、高度具体的规则决定。
- 个人权利被极度扩张，成为挑战任何公共决策的工具。
- 联邦法律和法规膨胀到约1.5亿字，其复杂性远超人类理解的范畴。
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将上世纪60年代后的治理哲学描述为“将自由大规模地重新定义为对所有权威的排斥”。
法律迷宫的失灵
试图用法律取代人类判断的实验已经失败了。它并没有带来更公平或更高效的治理，反而导致了以下问题：
- 治理变成导航游戏： 政府工作不再是追求公共利益，而是在法律迷宫中穿行，随时可能被反对者利用程序阻挠。
- 拖延成为常态： 环境审查等法律程序本应是决策的辅助工具，如今却变成了目的本身，导致项目审批动辄耗费数年。
- 系统被滥用： 授权任何人主张自身利益的法律权利，最终主要惠及那些有资源和意愿去操纵系统的人。
真正的出路：重建以人为本的权威
对政府瘫痪的失望情绪助长了特朗普这样的威权人物上台，但独裁并非解决方案。真正的替代方案不是加强繁文缛节，而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治理体系。这个体系应该：
- 明确界定官员的责任。
- 允许他们运用自己的专业判断。
- 让他们为决策结果负责。
法律应提供重要的框架，但 人的责任感才是启动治理的真正力量。
如何重建信任？
改革的最大挑战是文化层面的。大多数治理精英已经习惯了庞大的法律机器，害怕授权会产生无数个“小特朗普”。
要克服这种恐惧，我们需要从试点项目开始，在不同领域展示一个更简单的框架如何运作。例如，在基础设施审批中：
- 授权一名官员设定并执行明确的时间表，让环境审查保持专注，并在关键问题得到讨论后及时截止公众评论。
- 由一名官员拥有最终的审批决定权，并由另一位更高层级的官员（如白宫的专员）对其进行复核。
- 当诉讼发生时，法官的职责不是去反复推敲决策细节，而是判断决策是否超出了官员的授权范围。
过去几十年的改革试图建立一个比人类本身更完美的政府，这个实验已经失败了。我们必须重新将人置于核心位置，这才是民主应有的运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