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由陳映真創辦的報導攝影雜誌《人間》，雖然僅存在短短四年，但其對台灣社會的深刻影響至今未減。近期的一場展覽「浮生」重新檢視了這本雜誌，但這次的焦點從雜誌本身轉向了鏡頭背後的攝影師。展覽探討了報導攝影的倫理困境、從社會工具轉變為美術館藝術品的內在矛盾，並最終強調，當年《人間》所關注的邊緣議題在今日依然存在，其精神持續叩問著當代社會，呼籲人們採取行動。
《人間》雜誌的理想與遺產
《人間》雜誌由作家陳映真在1985年創辦，儘管只出版了47期，卻在台灣紀實攝影和社會運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陳映真創辦的初衷，源於他看到美國攝影師尤金・史密斯關於日本水俁病悲劇的報導，並確信攝影擁有穿透表象、產生社會影響的強大力量。
我們相信：如果我們仔細地傾聽，深沉地注視，在這塊土地上的人的笑容和淚痕中，抓住普通人的尊嚴，發現人的意義，則人生雖然像眾生一樣的浮沉，卻有何等光輝的意義。
這段創刊詞揭示了《人間》的核心關懷。雜誌的報導對象涵蓋了當時在經濟起飛中被忽視的群體：
- 底層勞動者
- 原住民族群
- 身心障礙者
- 環境污染的受害者
《人間》以其理想主義、社會批判以及近乎宗教般的熱忱，見證了台灣民主化的關鍵階段，成為一份重要的歷史文獻。
找回被遺忘的攝影師
儘管《人間》的影響力巨大，但過去的討論大多集中在陳映真和雜誌的集體精神上，那些奠定其視覺風格的攝影師反而被忽略了。策展人蘇盈龍指出，這正是本次展覽的初衷。
如果永遠只談《人間》雜誌，我們雖然知道影像重要，卻說不出「哪裡」重要。當《人間》被拉高為一個神聖的集體標籤，個體反而面目模糊了。
策展團隊試圖重新找回這些攝影師的名字與故事，但過程充滿困難。許多人早已離開攝影界，有些甚至已經過世，底片也常遺失或損毀。這個過程凸顯了將焦點重新放回創作者身上的必要性與挑戰。
攝影倫理：不只是按下快門
《人間》的攝影師們普遍認為，報導攝影的意義遠遠超越了單純的攝影行為。他們更在意進入現場的姿態、與人的連結，以及長時間的陪伴。
攝影師關曉榮提出了「拍與被拍的雙向互動」概念，直指攝影的倫理核心。他認為相機鏡頭本身帶有侵犯性，因此必須先與被拍攝者建立信任。
- 建立信任： 進入現場時，必須讓對方知道你是誰、來做什麼，以及這一切是為了什麼。
- 長期蹲點： 為了完整記錄蘭嶼達悟族的生活，他在當地駐留了一年四個月，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理解他們的生命歷程。
- 放下相機： 攝影師鐘俊陞甚至表示，到了現場後，拍照反而成了「副業」。他投入了大量時間組織社區居民進行抗爭，這種介入式的報導成為他工作的一部分。
對他們而言，攝影的意義甚至在於 放下相機之後 所做的努力。
當報導攝影走進美術館：藝術與工具的矛盾
將原本刊登在雜誌上的報導照片放入美術館展出，引發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這些影像的本質是否改變了？
《人間》的影像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審美而拍攝，它們是揭露社會不公、喚起讀者行動的工具。正如關曉榮所說，若沒有媒體傳播，再偉大的美學也是自我封閉。當這些照片進入美術館，觀看的框架發生了質變。
隨著時間推移，苦難被磨成了藝術，當年的「不義」成了今日的「歷史」，前者召喚行動，後者只能召喚回憶。
這種轉變剝除了影像原有的社會脈絡，可能將苦難轉化為審美的對象。面對這種矛盾，關曉榮更提出了「我反對攝影的作者論」的主張，他認為報導攝影最重要的應該是被拍攝的人，而非攝影師本人。
展覽設計也試圖回應這一矛盾，同時展出重新放大的原始照片與雜誌內頁掃描，讓觀者看到影像在不同媒介中的狀態，承認這種「升格」為藝術的過程中所帶有的衝突。
為何今天仍要看《人間》？
攝影師鐘俊陞的一句話為展覽提供了最好的註腳：「歷史可以告訴未來，當年採訪所拍攝與報導的內容，40年過去，許多本質問題其實並未解決。」
無論是少數民族、環保還是人權等議題，許多問題依然存在，甚至不斷以新的形式發生。從這個角度看，這些照片並未完全失去時效性。這次展覽不只是一次回顧，更像是一張對當代社會的檢視清單。
它促使我們思考，如果《人間》精神仍在，今日的台灣，還有哪些被隱沒在黑暗中的角落，等待被揭露、記錄與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