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精英取代传统知识分子成为文化主导，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逆转。科技领袖们现在掌控着媒体和公共话语权，推行一种实用主义和技术至上的观念。这导致了公众阅读兴趣和文学素养的大幅下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加速了知识的工具化，掏空了情感和深度，使文化变得空洞。讽刺的是，尽管技术在进步，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却在减弱，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浮躁和缺乏反思的状态。
新时代的代言人
加密货币企业家萨姆·班克曼-弗里德（SBF）曾宣称他“从不读书”，并认为写书是一种失败。当他因欺诈被捕时，许多文化界人士将他的言论视为其道德败坏的证据。
然而，SBF对书籍的蔑视并非个例，它恰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他不是一个异类，而是新文化潮流的代言人。这种观点认为，书籍是过时的信息传递工具，这种想法在当今社会已经变得非常普遍。
“两种文化”的权力反转
物理学家和小说家 C. P. 斯诺在1959年提出了著名的“两种文化”理论，他指出西方文化分裂为两大阵营：
- 文学知识分子： 包括小说家、诗人、艺术家和评论家。
- 科技工作者： 包括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和数学家。
在斯诺的时代，文化权力掌握在文学知识分子手中。他们是公众眼中的文化精英，定义着社会的品味和议题。科学家和工程师虽然塑造着未来，但在文化上却鲜有话语权。
今天，这种权力格局已经完全颠倒。科技阵营，特别是技术精英，主宰了文化。扎克伯格、奥特曼、贝索斯和马斯克——他们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新的文化偶像。
与此同时，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几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人文学科在大学里萎缩，学生们为了更高的薪水和地位涌向科技领域。
一个后文学社会的到来
这种文化转变正在深刻地改变人们的习惯和技能。数据显示，阅读文化正在迅速衰退：
- 在过去20年里，美国人因兴趣而阅读的人数暴跌了40%。
- 三分之一的美国孩子高中毕业时不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
- 在英国，享受阅读的儿童比例在过去十年中从55%下降到33%。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文学社会”，阅读和写作的衰退是21世纪的一个显著标志。
技术至上的胜利宣言
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里森在他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宣言》中宣称：“技术是人类雄心和成就的荣耀，是进步的先锋。” 这种观点将技术提升到了过去由艺术、文学甚至宗教所占据的位置。
在这种严格的功利主义世界观中，想象力、美学和信仰没有立足之地。技术被视为人类创造力的最高表达，而我们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则来自于我们使用的工具和系统。
在硅谷对人类境况的僵化功利主义构想中，没有想象力、美学、形而上学或信仰的空间。
人工智能：文化的空洞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是科技巨头占领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将读写变成了自动化的工业流程，将智力活动工具化，允许人们将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工作外包给机器。
这与传统文化中对创造力的理解形成鲜明对比。诗人 T. S. 艾略特认为，真正的创造力源于对传统的深刻理解和个人情感的升华。艺术家通过内化传统，再用自己独特的感受力将其转化为新的、普遍性的东西。
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只是对这一过程的拙劣模仿。它没有情感和个性可以超越，它用一种“无名之声”与我们对话，这种空洞恰恰反映了我们自身的文化空洞。
一个充满讽刺的结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科技精英的统治下，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正在衰退。对虚拟世界的崇拜并没有促进实证主义和客观性，反而助长了迷信、主观性和无知。
旧的文化精英被推翻后，留下的文化真空被意识形态狂热、金融投机和骄傲的无知所填补。
旧的文化精英虽然有其缺点，但他们共享一套价值观：尊重才华、品味和传统，鄙视浅薄和虚假，并致力于思想和表达的严谨。这些价值观不仅有益于文学艺术，同样也激励着科学和工程等领域的卓越追求。
或许，这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深。它们的差异背后，可能隐藏着一种更深的联结。当班克曼-弗里德在最近的狱中采访中透露他已经开始阅读小说时，这也许带来了一丝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