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衰落，部分原因在于当它变得庞大、富裕且和平时，其文化演化机制会失灵。文化多样性降低、选择压力减弱，导致文化陷入适应不良的“漂移”状态。基督教早期因其适应性而在竞争中胜出，但在统治欧洲后，其内部文化发生了多次随机变化。尽管其中一些变化（如教会敛财）最初可能是有害的，但另一些变化（如推动个人主义、抑制家族势力）与后来的宗教宽容相结合，意外地为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这并非一个有目的的适应过程，而更像是一系列幸运的巧合，表明剧烈的文化变革风险极高，我们不应寄希望于再次侥幸成功。
文明的衰落与文化漂移
当一个文明变得规模庞大、富裕且和平时，其文化演化的进程往往会恶化。这通常表现为：
- 文化多样性降低： 统一的文化环境减少了可供选择的方案。
- 选择压力减弱： 和平与富裕的环境削弱了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机制。
- 环境变化加快： 文明内部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文化适应的速度。
最终，文化会因随机的“漂移”而陷入适应不良的状态，这可能是文明衰落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当代的文明，由于现代文化行动主义加剧了内部的文化漂移，也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
基督教的案例分析
基督教的历史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有趣的视角。早期，它只是众多教派中的一个，其最终胜出证明了它在当时环境下的强大适应性。然而，在其后统治欧洲的漫长岁月里，基督教的性质发生了多次重大改变。
那么，理论是否意味着，当基督教在欧洲稳固确立后，其文化变革平均而言是适应不良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约到 1600 年），基督教教义对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影响有限，主要作用于精英、城市和大型机构。此外，基督教内部也时常存在激烈的竞争。文化演化的问题，更多地体现在那些被强加于所有信徒、不允许地方差异的文化特征上。
漂移带来的意外后果
从大约 1200 年起，基督教开始在更广泛的层面对社会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并非都有明确的适应性目的：
- 压制家族势力： 通过提倡一夫一妻制和禁止近亲通婚，削弱了传统家族部落的力量。
- 推动个人主义： 强调婚姻中的个人同意权和自由订立遗嘱的权利（尤其是向教会捐赠）。
- 权力制衡： 教会与王权之间持续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任何单一权力完全控制整个欧洲。
新教改革虽然加剧了基督教内部的竞争，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宗教敌意和破坏。然而，在三十年战争（1648 年后）之后，欧洲出人意料地转向了宗教宽容，至少在基督教不同派别之间是如此。
欧洲的“幸运”与工业革命
事后看来，宗教宽容、个人主义、被削弱的家族势力以及没有统一的中央帝国，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
但这是否证明基督教在千年间的演变是由某种促进适应的进程驱动的？作者认为，并非如此，欧洲只是幸运而已。
起初，教会积累土地和宗教敌意加剧似乎是适应不良的。压制家族势力在当时可能也是有害的。
然而，一系列巧合改变了局势：宗教敌意戏剧性地逆转，各国君主收回了大部分教会土地。随后，个人主义、被削弱的家族势力和分裂的欧洲格局，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恰好为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
通常，巨大的随机文化变革会带来糟糕的结果，但它们有时也让演化得以实现向新高峰的巨大飞跃，而这在循序渐进的改变中是不可能的。是的，这意味着我们今天或许也能以类似的方式获得好运。
但不应该指望这种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