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案件，揭示了美国司法理念中的一种倒退。美国司法部长声称要让马杜罗面临“正义的怒火”，这种说法与美国法律中 无罪推定 的基本原则相悖。它体现了一种过时的、基于复仇的惩罚观，而不是现代刑罚理论所强调的社会效益，例如威慑犯罪或保护社会。此举被视为回归到一种早已被理性与人道主义所取代的古老司法观念。
违背原则的“怒火”
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誓言，马杜罗夫妇将“在美国的法庭上，在美国的土地上，面临美国司法的全部怒火”。
这种充满“怒火”的惩罚誓言，本质上是极不自由的，暗示了一种对刑事复仇的渴望。
此番言论直接挑战了美国司法的基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背离公正原则： 美国的司法系统本应是 盲目且公正的。充满愤怒的语言暗示了预设的偏见，而非客观的审判。
- 抛弃无罪推定： 联邦检察官在提起诉讼时，通常会强调被告在被证明有罪前是无辜的。而司法部长直接预设了罪行成立，这违背了 无罪推定 的基本原则。
- 损害法治精神： 法治的基础在于国家有责任证明其指控。未审先判的态度，是对法治本身的否定。
惩罚理念的演变：从复仇到社会效益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惩罚仅仅基于 报复性理由 就被认为是道德上站得住脚的。纯粹为了复仇而施加惩罚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启蒙运动带来了一场深刻的转变。整个社会向理性时代迈进，对刑事惩罚的看法也随之改变。
刑事惩罚的理由从愤怒转向了功利主义的有效性和社会效益概念。
在这种现代观念下，刑罚的正当性不再是基于复仇的快感，而是看它是否能给大多数人带来益处。惩罚变成了一种 社会公益，而非个人报复的工具。
现代刑罚的三大目标
基于社会效益的视角，现代刑法理论家主要关注惩罚能带来的实际好处。这些理由关注的是行为的“社会功用”，而非其报复性质。
- 威慑 (Deterrence): 惩罚个别罪犯能够震慑整个社会，阻止他人犯下类似罪行，从而让社会受益。
- 改造 (Rehabilitation): 通过改造罪犯，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秩序，这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利。
- 隔离 (Incapacitation): 将危险的罪犯与社区隔离，以保护社会免受其害，这是一种直接的社会效益。
向古老观念的倒退
对马杜罗的起诉本身可以用现代的理由来解释——即便改造他似乎不太可能，但惩罚可以起到隔离和威慑的作用。
然而，特朗普政府通过诉诸 报复性理由，实际上拒绝了这些理性的论点。
通过唤起对马杜罗的正义“怒火”，特朗普和邦迪追溯到了更遥远的过去，唤醒了一个早已被现代文明所抛弃的、更古老、不自由的报复性概念。
这种言论不是简单地回到几十年前的法律观念，而是倒退回了启蒙运动之前、一个以复仇为核心的司法时代。